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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孔子重写中的道德含混性（第6页）

对于伯牛的境遇，孔子又能说些什么呢，他只能痛惜地感叹。

在小说里，伯牛正是沿着孔子教育的方向做人、行事。

他似乎就是孔子在“真诚”

“承担”

这些思考层面的一个影子，或者说在这些方面，他可算是个能够躬行的“小孔子”

。

然而，在不幸到来时，他的品性不仅没有减轻痛苦，解决问题，却给他带来更悲惨的处境。

具有美德的伯牛，并不能抗拒厄运，却被厄运打倒了。

廖沫沙《凤兮，凤兮！

》中也特别重写了孔子探视伯牛。

“孔子一向是爱重伯牛的品性的，现在眼见他遭了这样的不幸，不由不感觉痛惜。”

《凤兮，凤兮！

》的主题即是孔子之“道不行”

，其中选取“伯牛有疾”

来重写，恰恰是从这段故事中渲染出“温文儒雅”

“厚重完善”

的人却陷入不可治愈的恶疾，被视为“不洁净”

。

伯牛，正象征了孔子所向往和坚持的“道”

，没有人能否认其美好，但是它却不可能有前途。

返回来审视《伯牛有疾》，可以看到其中也传达了类似的信息。

伯牛之疾不可治愈，甚至发出“恶臭”

，这正是孔子之道行不通的一个隐喻。

如果说德行完备的伯牛隐喻了孔子之道，那么，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下，我们也可以将“孔子之道”

置换成“中国传统文化”

。

伯牛的恶疾，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所遇到的问题。

对于作家来说，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并不否认传统文化固有的美好，可是，在现代境遇中，这样的文化却如染“恶疾”

，不可治愈。

他们对于这样的文化，只能叹息“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在感情上，对其不无留恋；在理智上，却看不到它的未来。

在以上作家的重写中，他们感情上未尝不倾向于孔子，对其颇具同情之心，用悲凉的笔墨渲染、烘托出孔子奔走列国凄凄惶惶的一生；在作家的理智层面，他们却无不认为孔子之道根本行不通，他的行为无异于对着风车宣战的堂吉诃德。

否定孔子之“道”

，肯定孔子之“人”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重写作品中呈现出来的将孔子人格与孔子之道区别开来的倾向，是民国时期理解孔子的最具代表性的观念。

这种“二分法”

成为理解孔子的主流方法。

易白沙是首先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重新评价孔子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