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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戏剧中的勾践形象（第2页）

其中林卜琳的《X光线里的西施》的剧本审定工作全由蒲伯英承担，明显地透露出蒲伯英倡导的“教化的娱乐”

的思想倾向。

剧本塑造了一个与传统戏曲中弱柳扶风、为国献身的美人完全不同的西施形象。

她贫困劳碌，对自己被送入吴国为妃的命运无能为力，却将吴国的兴亡、百姓的疾苦记挂心间。

她更不是那个自觉地承受国家使命的巾帼英雄，而是无辜被卷入政治漩涡中的牺牲品。

与西施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她自己真正的国君勾践。

勾践贪婪、虚伪，只惦记着吴国的财宝，完全忘了西施是何人，甚至疑心西施私藏了吴国的宝藏。

西施为此冷笑道：“你们当初被吴国打败了。

你们自己要顾性命和保全你们政府的地位啦，就把我来修饰了作牺牲，进献得给吴王……难得说这世间上活着的人，就专为是给国家政府，预备得做牺牲不成？……”

面对这一番控诉，勾践自知理亏，毫无招架之力。

如果说《X光线里的西施》是对现代国家主义的坚决反叛，是继承五四精神对个人意志的尊崇，那么顾一樵的《西施》则是时代风雨的必然产物，是启蒙与救亡间的矛盾心理的反映，更是试图解开危难关头“个人利益”

与“国家利益”

纠葛的具体回应。

而该剧中作为国家中心象征的勾践，不同于《X光线里的西施》中那个贪财软弱的封建君王，而是具有伟人风范的正义化身。

他时常让人提醒自己曾经的耻辱，不忘西施“为了国家她牺牲了整个的一切”

[1]。

对勾践的具体描画虽然较少，但足以代表一个正面的国家形象，这也是顾一樵作为国家主义的拥护者所希望看到的。

与顾一樵的《西施》中的困惑和无助相比，陈大悲于1935年抗战前夜创作的五幕乐剧《西施》，在服从国家意志、宣传“为国捐躯”

方面则显得更为坚决。

《西施》是以西施被范蠡说服，答应为国献身的事例来宣传抛弃私利，义无反顾地投入救国图存的民族大业的民族责任感。

1935年9月21日的《新人周刊》出版了乐剧《西施》特辑，刊登了上海剧院的领导者潘公展撰写的《介绍乐剧〈西施〉》，明确指出该剧的创作思想：宣扬“为国家民族复仇的自觉性”

，“一妇人女子，亦能为国家奋斗，为大众牺牲”

。

[2]

在这种慷慨激昂的爱国情境中，勾践也免不了被塑造成一位一心为国，大义凛然的领导者形象。

在结尾面对西施因自觉被玷污，无颜面对范蠡而自杀时，勾践捧着西施的遗物“拭泪”

，并宣告：“我们越国的救国英雄西施姑娘是永远不死的。”

[3]领导者的赞扬永远是一种最好的激励。

无论西施是出于什么原因自杀，她为国牺牲的行为都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