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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戏剧中的勾践形象（第3页）

通过勾践这个形象之口宣扬的“国家至上”

观念，正迎合了30年代的救亡话语，激**起更高昂的民族主义斗争情绪。

显然，30年代的剧作家们就是由于将勾践置于单一的现代民族国家话语中，急功近利地给历史人物设定了现实政治任务，从而导致其行为动机过于简单，失去了人物的丰富性、深刻性。

1941年以后，历史剧的创作空前繁盛。

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抗战以来民族意识的高涨，激发了剧作家抚今追昔的历史想象，使得他们借历史剧表达民族抵抗的意志和感时忧国的情怀。

另一方面，更主要的原因是，国共合作的摩擦、政治环境的恶劣都迫使剧作家，尤其是国统区和上海“孤岛”

的作家们不能直接选用现实题材来反映尖锐的社会问题，只能通过历史演义来表达对于抗战与民主的时代要求。

穿越了民族救亡与政治斗争的硝烟，剧作家们得以沉静下来关注人、人性，从而赋予历史故事更为广阔的艺术空间和丰富的审美内涵。

应运而生的四幕话剧《复国》不仅表达了当时知识分子渴望国家复兴、向往世界和平的政治理想，也因其作者孙家琇的特殊文化背景和女性气质而具备了有别于其他战时历史剧的审美特质。

《复国》诞生于1943年，孙家琇在乐山武汉大学任教期间。

该剧以勾践在范蠡的辅佐下兴越讨吴的详细进程为主轴，充分显示了对于抗战胜利的信心，表达了自己对于世界和平、国家强盛的渴望。

同时也通过范蠡与勾践的思想理念的冲突表现了对于现实政治局势的隐忧。

越王勾践是复国进程的中心人物，也是作者着力刻画的戏剧形象。

他既是范蠡辅助的对象，也是唯一可以实现范蠡一心倡导的“圣王之道”

的主体。

只有通过他的不懈努力，才能实现范蠡毕生的政治理想。

但是，勾践与范蠡的思想观念的内在冲突，及其立场的本质差异，其实一直潜藏在看似和睦的“君臣合作”

之下。

而当越国复兴，范蠡所期望推行的“圣王之道”

遭到勾践阻滞之时，双方的矛盾便会凸显无遗。

孙家琇以其穿透历史的犀利眼光，尊重历史而又深入戏剧人物的心灵，并通过各种神态和动作细节来发掘其思想灵魂，既表现出一代霸主善用权术，坚忍不拔的性格，又突出了封建君王阴鹜、伪善、自私的面目，使得勾践形象夸张而不失内涵，独特而不失真实。

如此丰满完整的人物形象，在战时的戏剧创作中是不多见的。

[1]顾一樵、顾青海：《文学研究会创作从书：西施及其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第66页。

[2]潘公展：《介绍乐剧〈西施〉》，载《新人周刊》，1935-09-21。

[3]陈大悲：《西施》，载《新人周刊》，1935-0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