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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起点及合理分期（第4页）

于是就出现了“拟古的现代性”

的悖论。

与五四文学相比，“前‘五四’的现代热身”

阶段的文学尝试很像是为五四文学准备的一次不很成功却富有生气的预演。

五四使中国文学真正进入了现代，而且这种现代性是多元混杂的。

在鲁迅身上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因素同时并存，在其他五四作家身上也都是如此。

这与五四时期文化上的多元混杂是一致的，尼采主义、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都曾受到追捧。

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初期还在弘扬西方的个人主义，但是随着十月革命的爆发，李大钊传播的马列主义很快感染了陈独秀。

虽然陈独秀的转变对五四文坛影响并不大，因为受新文化洗礼而起的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都推崇个性自由；但是，在后起的留日文人冯乃超、李初梨等将五四文学的西化方向由欧美转向苏联之后，创造社元老纷纷转向，后来连鲁迅、茅盾等作家也加入到“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的转变中，从而使整个文坛主流的西化方向发生了转折。

于是，推崇个性自由的五四文学精神很快就被一种新的崇尚群体的文学所取代。

尽管在1949年之前，五四文学的多元混杂特征一直顽强地显示着活力，但是至少从“左联”

开始，文学确实是在从多元混杂的现代性走向超现代的一元模式。

所谓“一元超现代模式”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是作为西方文化的一个分支接受的，但是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到30年代，这一模式的一元排他性就显示出来了。

因为这个文学模式声称是对现代的超越，故称之为“一元超现代模式”

。

1949年的大陆统一，其实是将延安文学的传统从西北一隅推展到了全国，是“一元超现代模式”

的一统天下。

而这种“一元超现代模式”

的建立，也并非无源之水，而是继承了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文学与30年代的左翼文学的传统。

就此而言，强行以1949年的大陆统一作为文学发展的断代标志而分出现代与当代，就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1949年之后的胡风就像刚到延安的王实味，都试图在鲁迅的旗帜下挑战“一元超现代模式”

，然而胡风和1957年右派的挑战很快就不堪一击而被这种一元模式所淹没。

到“**”

，这种超现代的一元模式走向了僵化和解体。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从1894年开始的文学现代性热身使中国文学扬起了通向现代的风帆，五四文学的航船真正驶入了多元混杂的现代，不过，五四文学的多元混杂很快就被“左联”

与延安文学的“一元超现代模式”

所取代，1949年是延安模式在中国大陆的一统天下，到1978年这一模式因走向极端与僵化而解体，正好完成了一个发展的循环，可以统称为中国文学的现代。

1978年底随着“伤痕文学”

的出现中国文学开始进入了当代。

有趣的是，五四文学是以与传统的断裂而进入现代的，而“伤痕文学”

之后中国当代第一批优秀的小说，却是以寻求传统文化的血脉而著称的“寻根文学”

，当然在“寻根”

的同时又接受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莫言的《红高粱》等小说都是在这一文化语境下创作的，由此可以看到当代中国文学在打破“一元超现代模式”

之后的多元混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