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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起点及合理分期（第3页）

由此可以理解，在1840年到1894年的5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文学为什么仍然止步于传统的家园中，现代性因素甚至还比不上明代中叶、清代中叶的文学。

因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这50多年的中国文学拒斥在近代之外，将其还给传统，让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教师去讲授。

我们认为，中国文学进入现代的标志性大事件，不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而是1894年的甲午战争。

正是甲午战争使中国人从中国文明天下第一的酣梦中惊醒，而中体西用的文化选择方案也随之破产。

日本本是中国文化的学生，却通过“脱亚入欧”

与明治维新很快进入列强的行列并打败北洋水师，使得中国人觉得全面师法西方刻不容缓。

正是在这种语境下，梁启超与黄遵宪才发起了一场戊戌文学革命，严复与林纾的翻译才会受到热烈的追捧。

这标志着中国告别了在“用”

的方面现代化而在“体”

的方面要保持传统的文化选择，在文化与文学上真正开始进入现代。

李贽与公安派的作品、《儒林外史》与《红楼梦》在传统时代都没有成为文坛的正宗，因而虽然具有现代性因素，中国文学的近代却不能以明代中叶或清代中叶作为起点。

中国文学的近代以甲午战争为起点，以戊戌变法为标志性的事件，是最为合理的文学分期。

既然中国的文学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西方的影响下发生的，那么，对西方文学的翻译就是一个最重要的指标。

在1840年到1894年的50多年的时间里，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几乎是一个空白。

有趣的是，这个时期班扬的《天路历程》被翻译过来，却是外国人向中国人的推销；由中国人自己翻译并且独立成册的，只有小说《昕夕闲谈》和长诗《天方诗经》两种。

这种翻译文学状况表明中国文学并未走向近代。

翻译文学大量涌现是在甲午战争后，从1894年到1906年的十多年间就出现了516种翻译小说，而从1907年到1919年的十多年间则有翻译小说多达2030种。

[1]翻译文学直接促成了五四文学革命，陈独秀、鲁迅、胡适、周作人、刘半农等文学革命的弄潮儿都是20世纪初翻译文学的积极参与者。

不过，这个时期最著名的翻译家却是不懂外文的林纾，他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一炮打响，使中国人从情感上对西方文化有了进一步的认同。

在文学创作上，李伯元、吴趼人等人的谴责小说开始具有现代性因素。

黄遵宪“我手写我口”

的诗歌创作是在甲午海战之后被梁启超推崇为“诗界革命的旗帜”

。

而裘廷梁1898年发表的《论白话为维新之本》，可以说是后来胡适的白话文革命的先声。

中国文学进入现代是从1894年开始的，从1894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真正属于“晚清”

的时间只有十几年的时间，其中还包括了民国的准备阶段。

从1911年到1917年，民国初期的文学也有六年的时间，统称为“晚清文学”

就很不恰当。

如果将这23年的文学作为“近代”

，与66年的“当代”

相比更不合理。

而且这23年的文学与五四文学的差异，远远小于五四文学与延安文学的差异。

那么，为什么延安文学可以与五四文学共存于现代之中，而要把这23年的文学排除在这个现代之外呢？因此，将这23年的文学称为“前‘五四’的现代热身阶段”

，作为中国文学的现代起点，是比较合理的。

这个阶段的文学当然以维新变法的文学为主，但是随着革命派的崛起，在文化选择上出现了不同的路向。

维新派是想在中国文化的外衣下尽可能吸纳西方文化的主体精华，其在文化与文学上西化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

而革命派的文化选择就更为复杂：一方面，革命派将清王朝看成是欺压汉族的外族政府，要求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种光复旧物的文化选择必然导向“以国粹激动种姓”

的复古；另一方面，革命派在现代性的路上走得比维新派还激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