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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起点及合理分期（第2页）

中国的现代性（modernity）不是自发生长出来的，而是早就进入现代的西方强加的。

然而，当西方列强通过鸦片战争把中国从传统的酣梦中拖入现代世界时，仅仅是在传统的“外王”

层面上，中国有进入近代的企图，这就是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开始，经过洋务派的发展而逐渐完善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

它意味着，中国文化特有的典章文物、礼教道德、文学艺术等价值核心仍然要以中国为主体，是不需要改变的，需要改变的仅仅是在“奇技**巧”

“坚船利炮”

等技术层面。

这就是所谓泰西以实学胜，若论诗赋辞章还是中国第一。

因此，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的50多年中，中国文学总体上不具有现代性因素。

我们把这50多年可以称之为“文学排外而停滞的时期”

。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将1840年之后50多年的文学放到中国古代文学史中讲授，才显得极具合理性。

而抛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的命题，过分夸大这50多年文学的现代性因素又显得极为不合理。

譬如王德威为了证明“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认为《**寇志》（1853）与《品花宝鉴》（1849）都具有新的文学因素；认为1877年刊行的沈复的《浮生六记》以及张南庄的《何典》（1879），“具有在文学传统以内另起炉灶的意义”

。

但这无疑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立论而夸大了这些作品的现代性因素，更何况《浮生六记》并非产生于晚清，《**寇志》《品花宝鉴》较之《水浒传》《红楼梦》更少现代性因素，《何典》的戏谑与漫画式的表现技巧也看不出背离中国文学传统而另起炉灶的取向。

如果将1840年之后50多年的文学与清代中叶50多年的文学相比，我们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将前者划入近代，因为在很多方面，清代中叶的文学比1840年后50多年的晚清文学具有更多的现代性因素。

从1750年到1784年，清代相继产生了讽刺杰作《儒林外史》及具有现代个人意识的杰作《红楼梦》等，1808年又产生了沈复的自传体抒情小说《浮生六记》，在此前后还有推崇男女平等的李汝珍的《镜花缘》，这些作品具有更多的现代性因素。

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得出“没有清代中叶，何来五四”

的结论？

越过《儒林外史》《红楼梦》再向前追溯，会发现明代中叶李贽与公安派的文学主张，比1840年之后50多年排外而停滞的文学时期具有更多的现代性因素。

反对复古的文学进化论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发难者胡适、陈独秀等人共同的理论基石，而李贽与公安派也在反复古的斗争中就形成了一种文学进化论思想。

因此，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林纾，认为新文化的倡导者并没有新的东西，不过是“拾李卓吾之余唾”

。

为五四文学革命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的周作人，后来在反省新文学的渊源时认为胡适的理论去掉那些科学的成分，剩下的就是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他甚至认为公安派的“信腕信口，皆成律度”

，“就连胡适之先生的八不主义也不及这八个字说的更得要领”

。

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得出“没有明代中叶，何来五四”

的结论？

在礼教道德、文学等“体”

的层面更加保守，也许正是在“奇技**巧”

等“用”

的层面学习西方的一种自尊表现，因而不能因为1840年中国被西方列强强行拖入近代，就认为中国文学也进入了近代。

马克思早就指出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不平衡。

韦勒克认为，即使同是人类精神史，文学史与哲学史的平行论也会陷入荒谬。

那么，把历史的近代与文学史的近代混淆，会产生更大的谬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