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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翻译对中国文学走向现代的贡献（第3页）

当时的西化风气很浓，懂外文的人古文功底并不一定好，于是一个奇妙的翻译组合就形成了：就是王寿昌根据小仲马的法文《茶花女》原著口述，林纾以漂亮的古文加以笔达，《巴黎茶花女遗事》就这样问世了。

1899年初刊行后一时洛阳纸贵，连严复也作诗叹曰“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子肠”

。

中国人以前没有想到泰西人也有如此生动细腻的喜怒哀乐。

《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大获成功，使不谙外文的林纾有了将这种翻译组合持续下去的意愿，他寻找到更多的翻译伙伴。

林纾组合翻译了希腊、法、英、美、俄、日本等十几个国家的200余部文学作品，仅一流作家就有伊索、莎士比亚、笛福、斯威夫特、司各特、狄更斯、雨果、大仲马、巴尔扎克、小仲马、易卜生、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

他与英文口译者魏易（1880—1930，杭州人）合作时间长，翻译的英语作品也就最多，狄更斯的主要作品都翻译过来了。

从宋代开始，中国小说的主流就一直运用白话文，为什么在黄遵宪与裘廷梁等倡导言文合一之时，林纾却以古文翻译小说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前“五四”

的现代热身阶段，为什么一个完全不懂外文的人却成为最大的文学翻译家？从中国文学史的角度看，用古文作短篇小说的不乏其人，但以古文作长篇小说的却是绝无仅有：以古文占领长篇小说的地盘，是小说真正登上大雅之堂的重要一步。

因此，小说地位的提高，一方面是白话文小说受到文人的重视，另一方面就是文言小说对瞧不起白话文学的士大夫阵地的占领。

如果说严复是以古雅的文言文去占领士大夫的思想阵地，那么林纾是以古雅的文言文去占领士大夫的审美与文学阵地，使士大夫无法将之视为小道而不予重视。

林纾并非一对一地直译，而是根据小说的具体语境有所增删，林译小说的书名很少直译的，而是根据全书内容提炼出一个表意的书名，将Niickleby译成《滑稽外史》（今译《尼古拉斯·尼克尔贝》），将DombeyandSon译成《冰雪姻缘》（今译《董贝父子》），将TheOldCuriosityShop译成《孝女耐儿传》（今译《老古玩店》），将DavidCopperfield译成《块肉余生述》（今译《大卫·科波菲尔》）。

这种翻译方法在他对小说内文的翻译中也有所表现，所以林纾以优美的古文传神地翻译外国文学比直译外国文学更受刚刚接触外国文学的国人的欢迎。

魏易脱离他独自翻译《双城记》，反而不如林译畅销。

可以说在不同文明的接触之初，往往是以本文明的模子去想象另一文明。

事实上，早期翻译的“豪杰译”

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很多翻译比林纾的更出格，译者不但可以将作品中的人名、地名、称谓等中国化；而且可以将作品中的自然环境描写、人物心理描写删掉，随意增添原文中没有的文字，不时地扮成一位章回小说家的面孔站出来“说话”

。

这就是为什么到了新文化运动，一个翻译了200余部西方小说的人居然反对五四文学革命，说他没有看出西方的伦理与中国的有什么不同。

走向现代的五四一代文人，几乎都是吃着林纾输入的外国文学的奶汁长大的。

从南京到日本，鲁迅早期对于林译小说是每本必读，周作人说他最早的文学翻译模仿林纾；郭沫若说起他与浪漫主义结缘，就忘不了林译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种大的成绩。”

钱锺书甚至说他的西方文学兴趣，都是林译小说引起的。

其他如茅盾、沈从文、李劼人、张恨水等各种流派的现代小说家，无一不受林译小说的巨大影响。

而且两千多种的翻译小说在滋润着中国人的文思。

中国传统小说一般采用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在翻译小说的影响下，小说出现了第三人称的限制性叙事如《老残游记》，还出现了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而且还出现了日记体小说。

从小说结构上看，中国的传统小说基本上是有头有尾讲故事的线性叙述模式，在近代翻译小说的影响下，创作小说才出现了大量的倒叙、插叙的结构方式。

翻译文学直接催生了五四文学革命，这从陈独秀、鲁迅、胡适、周作人、刘半农等文学革命的发难者与弄潮儿在“五四”

前都是翻译文学的积极参与者就可以看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