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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 拟古的现代性 从章太炎到苏曼殊（第2页）

当然《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在他的文章中是通俗易懂的，1900年刊行的《訄书》以及其他述学文章就更加晦涩难懂。

如果章太炎仅仅是拟古，可以不必讨论，关键在于他的拟古又是与现代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往往令人忽视。

章太炎当时确实是让人用国粹激动种姓，但章太炎并没有像他的某些追随者那样以国粹排斥外来文化，相反，章太炎这一阶段的思想并不比邹容、陈天华等人的思想缺少现代性，而是具有卓然超群的浪漫品格。

“章太炎的反文明、反权威、反束缚，强调道德的力量，反对社会对个人的压抑，主张个性的绝对自由，甚至崇尚原始、返归自然等，都与卢梭如出一辙。

而章太炎对拜伦、尼采的推崇，正表现了他对始自卢梭，又被拜伦、尼采发扬光大的浪漫哲学的承担。”

[3]章太炎说：人“非为世界而生，非为社会而生，非为国家而生，非互为他人而生，故人对于世界、社会、国家与对于他人，均无责任”

。

这段话居然与后来郁达夫与朱自清对五四精神的总结不约而同。

章太炎影响了周氏兄弟、苏曼殊等一批文学家，他们在这一时期对拜伦的推崇以及文学选择上的浪漫主义，与章太炎有着很大的关系。

在文学形式上，他们也像章太炎一样，以古奥的文言写小说（苏曼殊）或者译小说（周氏兄弟），却又具有毋庸置疑的现代性。

二、复古：南社诗人与周氏兄弟的背反

革命派文人于1909年11月以光复旧物、发扬国粹为宗旨成立的文学社团是南社。

陈去病说：“南者，对北而言，寓不向满清之意。”

高旭的《南社启》说，取名南社以其“操南音，不忘其旧”

，又说“欲存国魂，必自存国学始，而中国国学中之尤可贵者，断推文学。

盖中国文学为世界各国冠，泰西远不逮也。”

这种发扬国粹蔑视西方文学的精神，将梁启超的文界革命与诗界革命看成是“亡国之妖孽”

，使其比师法西方文学的戊戌文学革命显得更靠拢传统，这是整个文学社团的拟古。

尽管高旭又回到甲午战争前那种中国文学远比西方文学好的论调中，但他曾是追捧新体诗的诗人。

高旭（1877—1925），字天梅、号剑公，江苏金山人。

他早年拥护康梁而称“南海真吾师”

，并在梁启超主办的报刊上发表新体诗。

戊戌政变后他的思想逐渐发生变化，1904赴日留学前后转向了以武力推翻清朝的革命派。

他创办的《醒狮》杂志成为《民报》之前的宣传革命的重要刊物。

不过，他是同盟会与后来的南社中新体诗写得较多的诗人。

《海上大风潮起作歌》中的“做人牛马不如死，淋漓血灌自由苗”

等诗句就是新体诗的结果，他将诗句拉长的技巧很像梁启超等人的新体诗句，如《登富士山放歌》的“无奈诺大睡狮沉醉颓卧唤不醒，垂头丧气爪牙脱落双耳聋”

等诗句。

然而随着反清排满的日渐高涨与南社的成立，高旭在向发扬国粹的方向转化，并在《愿无尽庐诗话》中说：“新意境、新理想、新感情的诗词，终不若守国粹的用陈旧语句为愈有味也。”

张苍水、朱舜水等人的抗清事迹获得传扬，太平天国的反清起义也受到歌颂。

正是在这种语境中，高旭假托石达开之名写了《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遗诗》25首。

比高旭的民族意识更强烈的是陈去病。

陈去病（1874—1933），原名庆林，字佩忍、巢南，号垂虹亭长，以霍去病的“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而易名去病，江苏吴江人。

1903年开始辑印《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书，后又编辑《明遗民录》，冒险参与秋瑾的安葬，并为徐锡麟、秋瑾作传。

陈去病以诗名世，参与创办南社，也参与戏剧改革，创办《二十世纪大舞台》。

他的七律《中元节自黄浦出吴淞泛海》《重九歇浦示侯官林獬、仪真刘光汉》等诗抒发了他“国仇私怨终难了，哭尽苍生白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