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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 拟古的现代性 从章太炎到苏曼殊（第3页）

的爱国情怀，但他的诗很少新体诗的痕迹，也没有现代意识，只有在光复旧物促动下的拟古。

柳亚子（1887—1958），原名慰高，字安如，后改名人权，字亚卢，后又更名弃疾，字亚子，江苏吴江人。

1909年南社第一次雅集时，他的政治地位与诗名远不如高旭、陈去病等人。

然而只有他可以全身心投入南社，因而就选举他作为负责日常工作的书记员。

柳亚子早期的诗歌受新体诗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如1903年的《放歌》：“卢梭第一人，铜像巍天阊。

民约创鸿著，大义君民昌”

。

此外诗中还出现了“革命军”

“平权”

“公理”

“专制”

“人权”

“平等权”

“天演”

“殖民地”

等新名词。

不过，南社成立前后他的诗中的新名词减少了，用典却大大地增多。

他在诗中不厌其烦地用典与发扬国粹有关。

在这里，用典与拟古就合二为一了，如1915年的《孤愤》：

孤愤真防决地维，忍抬醒眼看群尸？

美新已见扬雄颂，劝进还传阮籍词。

岂有沐猴能作帝，居然腐鼠亦乘时。

宵来忽作亡秦梦，北伐声中起誓师。

这首诗的题目典出《韩非子·孤愤》，第一句典出《淮南子·天文训》共工怒触不周山，“天柱折，地维绝”

……可以说，除了最后一句几乎每句都有典故。

这首诗还算好，他有些诗一句就有几个出典，不了解典故的人根本就不知所云。

胡适的“不用典”

固然并非深通文学之论，好的用典能够起到点题甚至化腐朽为神奇的作用，然而“填书塞典”

以致妨害读者的审美感受，却并非诗歌创作的正道。

南社诗人在章太炎等人以国粹激动种姓的影响下，复古倾向浓重，较之维新派的新体诗显然在现代性的路上倒退了，他们没有理解章太炎拟古的现代性之真谛。

背离南社的文化路线，真正弘扬了章太炎拟古的现代性的是周氏兄弟与苏曼殊等人。

章太炎对鲁迅、周作人的影响都很深刻，包括其“拟古的现代性”

之思想特色：用周作人的话说，就是“革命的复古思想的影响”

；用鲁迅的话说，就是“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

将“复古”

与“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