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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 拟古的现代性 从章太炎到苏曼殊（第4页）

“取今”

相联系，正是拟古的现代性的真谛。

从《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到《破恶声论》，鲁迅的文章是越做越古奥，生僻字也越来越多，就与章太炎发扬国粹的影响有关。

然而正是在这种古奥典雅的文笔中，鲁迅详细介绍了走向现代的拜伦、尼采、叔本华、克尔凯戈尔、易卜生、托尔斯泰等艺术大师的学说与艺术个性。

冯雪峰认为，鲁迅1908年发表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与五四文学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普实克在《鲁迅的〈怀旧〉：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中，通过对《怀旧》以念旧抒情笔调淡化情节的分析，认为这篇小说整体风格上接近现代主义文学的特征，与他的五四时期小说并无大的分别，然而，《怀旧》却是以典雅古奥的文言文写成的，是真正的“拟古的现代性”

。

周氏兄弟合译的《域外小说集》也是“拟古的现代性”

的典范之作，一方面，选择的是比晚清包括林纾在内的所有其他译者所译更为现代的作品，如现代派的开路人之一爱伦·坡的小说，象征主义作家安特莱夫、梭罗古勃等人的小说，而且译文迥然不同于此前的随意修改原文的“豪杰译”

，成为现代直译的先驱；另一方面，在语言上却使用典雅古奥的文言文来翻译。

周氏兄弟的论文也是如此，尤其是鲁迅的《破恶声论》，可以用佶屈聱牙来加以形容，隔不几行就有难认的汉字出现。

正是在这种古奥的行文中，潜藏着五四时代才得以张扬的个性精神。

三、苏曼殊诗歌与小说：拟古的现代性之文学典范

章太炎推崇魏晋之学，在其弟子鲁迅与苏曼殊身上有着不同的表现。

如果说鲁迅更多发扬了魏晋人物苏世独立的个性与“守己有度，伐人有序”

的论辩艺术，那么苏曼殊则着重发扬了魏晋名士风流的放达不羁与颓废感伤。

苏曼殊（1884—1918），原名戬，后易名玄瑛等，字子榖，以法号曼殊行世，父亲是经常旅日的广东茶商，母亲为日本人。

少年在广东度过，长成到日本留学，过的一直是一种流散生活。

他通晓日文、梵文、英文等多种语言，在诗歌、小说、绘画、翻译等多个领域均有出色成就。

他四海漂泊，性格率真，在一个充满种种矛盾冲突的时代本身就是一个纠结的漩涡，他的复杂角色也在不断转化：他致力于革命，碰壁后就在颓废中纵情恣欲，风流**给他带来罪恶感就出家为僧，但他的贪色贪吃使他根本不能忘情俗世，就再从庙里跑出来，这就是为什么他数度出家。

他的身世，加上革命的艰难及革命后很快陷入军阀混战，使其情感中的流散、漂泊、颓废、感伤占了主导。

他的一生就是一首感伤的诗、一部传奇小说。

他的颓废感伤成为郁达夫的真正先驱。

这正是为什么郁达夫在批评了他的翻译、诗歌、绘画与小说后，认为他的浪漫气质与行为风度盖过了他所有文体，比他的一切都要好。

苏曼殊编译的《拜伦诗选》是最早的一部西方诗人的汉译诗集，尽管章太炎、黄侃参与了其中《哀希腊》与《赞大海》的翻译。

他的《本事诗》第八首说：“丹顿裴伦是我师，才如江海命如丝。”

苏曼殊在《潮音跋》中是生动地描绘了与拜伦的合一，然而在他的诗歌中很难发现他如此引为知己的拜伦的影响，尤其是拜伦诗歌的强力色彩居然没有感染他。

有趣的是，郁达夫引他为知己，并将自己的诗歌渊源当成是苏曼殊的，他自己深受黄仲则与龚自珍的影响，而龚自珍又受李白的影响，他就说苏曼殊诗的渊源是李白、龚自珍与黄仲则。

当然这些诗人的影响是存在的，然而苏曼殊诗歌除了表现“国民孤愤英雄泪”

的忧患之诗《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基本上没有李白诗歌的豪放与刚劲，其诗风更近杜牧与李商隐，有些诗写得甚至近似温庭筠。

如《东居杂诗》其十一：

蝉翼轻纱束细腰，远山眉黛不能描。

谁知词客蓬山里，烟雨楼台梦六朝。

第一句中的“蝉翼轻纱”

在古代艳情诗词中是经常出现的，如以艳冶清幽词著称的宋代诗人赵长卿《朝中措》中就有“楼心红粉，蝉翼轻纱”

之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