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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名为“文学革命”
;胡适的文章还说提出建议加以讨论,陈独秀则以不容商量的口吻推出了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
:“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作为新文化运动一个重要方面军的文学革命,就此拉开帷幕!
1917年1月陈独秀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也随之迁往北京。
文学革命得到了北大教授钱玄同、自学成才的刘半农等人的响应,刘半农很快也调入北大。
他们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乃至在现代汉语的规范上,对胡适与陈独秀的文章进行了补充。
当时的钱玄同非常激进,他提出了打倒“桐城谬种,选学妖孽”
的口号,甚至有废除汉文实行罗马拼音文字的主张。
他还为《新青年》网罗人才,周作人为《新青年》撰稿、鲁迅为《新青年》作小说都与他有关。
1918年1月,陈独秀召开《新青年》编辑会议,将《新青年》变成北大的同人刊物,从5月开始文章一律改用白话文,其后由钱玄同、胡适、鲁迅、周作人、李大钊、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等轮流编辑,陈独秀负总责。
为了扩大杂志的影响,钱玄同与刘半农于1918年3月《新青年》4卷3号发表了针锋相对的双簧信,钱玄同以其深厚的古文功底,化名“王敬轩”
以致书《新青年》的形式写成的《文学革命之反响》,历数《新青年》从批判传统伦常败坏人心到提倡新式标点之种种罪状,再由刘半农以杂志记者身份写成《复王敬轩书》,以洋洋万言的篇幅逐一反驳王敬轩的论调。
二人的双簧信果然产生了较大的反响,由于《复王敬轩书》中对林纾翻译的贬斥,直接的结果就是刺激林纾写了《荆生》《妖梦》两篇小说攻击陈独秀(田其美)、胡适(狄莫)、钱玄同(金心异),并幻想有个伟丈夫来擒拿这伙妖人。
稍后,他又在《公言报》上发表给蔡元培的公开信《致蔡鹤卿太史书》,历数新文化运动“覆孔孟、铲伦常”
与“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
,而蔡元培正是在《答林琴南书》中昌明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
从1917年2月胡适发表《蝴蝶》以后,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等人在《新青年》上开始发表白话诗,沈尹默(1883—1971,原名君默,浙江吴兴人)1918年1月发表在《新青年》4卷1号上的《月夜》颇能代表白话诗的个性精神:
霜风呼呼的吹着,
月光明明的照着。
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
却没有靠着。
1918年4月胡适在《新青年》4卷4号上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虽然受陈独秀的影响将“文学改良”
改为“文学革命”
,但仍是紧盯文学的形式,将“八事”
改为“八不主义”
。
胡适认为这是从消极方面着眼的,从积极方面又总结为四条:“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
这是‘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一条的变相。
二,有甚么话,说甚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
这是二、三、四、五、六诸条的变相。
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
这是‘不摹仿古人’一条的变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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