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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鲁迅的生平思想发展与创作道路（第5页）

在理论倡导的同时，鲁迅与周作人一起向中国译介新文艺。

他在与周作人一起翻译《域外小说集》的前后，曾广泛阅读了外国小说，除了夏目漱石、森欧外的作品外，对于日本流行的自然主义与法国的现实主义，鲁迅并不喜欢，而是喜欢俄国的安特莱夫、迦尔洵、果戈理、柯罗连科以及波兰的显克微支等人的作品。

鲁迅尤其为安特莱夫的象征主义与恶魔的美所吸引，曾翻译过安特莱夫的《红笑》，《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就收有鲁迅翻译的安特莱夫的《谩》与《默》。

鲁迅的这些阅读与翻译活动，对他五四之后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从1906年初弃医从文到1909年3月《域外小说集》的出版，鲁迅尝到了一系列的失败——策划出版的文艺杂志流产，发表的独具慧眼的论文没有人理睬，与周作人翻译的《域外小说集》二册一共卖出去20套零一本，连本钱也收不回来，于是计划中的第三册只好停止出版。

这个印刷数量与尼采发疯前的著作印数可以相提并论，这是先知无人理睬的痛苦与寂寞。

青年是多梦的花季。

鲁迅在日本做过很多梦，直到回国的前夕还在做着去德国深造的梦。

但是由于周作人忙于和羽太信子结婚，需要钱财，加上母亲也需要供养，鲁迅于1909年8月结束了7年多的留日生涯。

三、从杭州、绍兴、南京到北京：革命与沉沦

1909年秋季开学，鲁迅已是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生理、化学教师，在与许寿裳等一起进行了抵制夏震武的“木瓜之役”

后，次年为照顾母亲，鲁迅从杭州回到故乡，任绍兴府中学堂督学兼博物教员。

后来鲁迅辞去教职在家抄录、整理《会稽郡故书杂集》以及《古小说钩沉》。

他感觉绍兴人“用心卑险，不可施救”

，只有在范爱农的友情中，才感到毫无遮拦的坦率和温馨。

辛亥革命的爆发使鲁迅和范爱农都亢奋起来。

当杭州光复的消息传到绍兴时，越社召开庆祝大会，鲁迅被公推为大会主席，并且发表演说。

此时人心浮动，都知道要“来了”

，却不知道来的是什么，而一帮投机分子如谋害秋瑾的章介眉，却成立了打着革命旗号的绍兴军政分府。

鲁迅当机立断，在中学堂组织武装演说队，迎接王金发的革命军到来。

王金发到绍兴后，召开群众大会，以革命的军政府取代了投机革命的军政府，表示诸事不能独断，并且免除苛捐杂税，公祭徐锡麟与秋瑾等革命烈士，鲁迅和范爱农就被他任命为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的监督（校长）和监学。

王金发还把谋害秋瑾的章介眉逮捕，大大地张扬了革命的正气。

不久鲁迅创作了一篇文言小说《怀旧》，从一个童子的视角，对国民的“来了”

心态予以透视，并且讽刺与揭露了秃先生的投机嘴脸。

王金发初到绍兴，还是听舆论顾大局的，但是在士绅和百姓的包围下渐渐腐化。

鲁迅看到没有监督的权力只能是腐败的权力，就想以舆论制约权力。

根据鲁迅的倡议，监督政府的报纸就由越社来办。

1912年1月3日《越铎日报》问世了，创刊号上的《〈越铎〉出世辞》就出自鲁迅的手笔，认为随着专制政治的瓦解，越人有了集会、出版和思想的自由，《越铎日报》的功能则是“纾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

。

《越铎日报》开始批评军政府、王都督、王都督的亲戚，试图以舆论制衡权力。

于是，在鲁迅为首的舆论监督与王金发的权力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随着报纸对军政府的批评，王金发居然不发给学校经费。

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只能辞去校长之职。

今之无知者说鲁迅不知民主为何物，其实早在百年以前鲁迅就为争取民主和新闻自由而受迫害，甚至丢了饭碗。

好在许寿裳来信告知他，蔡元培聘他去“中华民国”

教育部工作，鲁迅才避免了范爱农惨死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