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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鲁迅的生平思想发展与创作道路（第7页）

如果算上回国后就辑录整理的文献，那么，鲁迅在古籍整理方面的贡献丝毫不弱于很多从事古籍整理的教授：计有《会稽郡故书杂集》《古小说钩沉》《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嵇康集》《岭表录异》《沈下贤文集》《谢氏后汉书补逸》、虞世南《史论》《虞世南诗》《俟堂专文杂集》《六朝造像目录》《六朝墓志目录》《汉画集》等，尤其是《嵇康集》，编校多达十数次。

他“麻痹”

和“忘却”

精神痛苦的另一种方法是读佛经。

鲁迅研读佛经，大约从1914年开始，这一方面固然有章太炎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在辛亥革命后精神极度痛苦。

据许寿裳回忆，鲁迅当时读佛经用力甚猛，并赞叹释迦牟尼真是大哲，使他明白了许多难以解决的人生问题。

鲁迅似乎离他留学日本时期所做的梦越来越远了。

但是对于作为文学家的鲁迅而言，痛苦与沉默对于他都是宝贵的财富。

设想一下，如果留日时期的鲁迅登上文坛，那么，可能的结果就是**飞扬有余而深刻沉郁不足。

经过多年的压制和对人世沧桑的洞察，鲁迅就能够将**巧妙地包裹在深刻沉郁的美学风格之中。

而且鲁迅研读佛经与辑录、整理古籍，对他的创作也不无裨益。

佛经使得鲁迅在“洞见三世”

、观照人生上更为深刻，《野草》中的人生哲学或有佛经的启示。

嵇康的个性和文章对鲁迅影响巨大，不读魏晋文章，读鲁迅的文章往往会感到很隔。

就小说来讲，鲁迅使中国小说从传统向现代得以成功转型。

这种成功转型，一方面固然受益于对西方现代小说的阅读，另一方面也得力于鲁迅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熟知，两者的融合才铸就了鲁迅的成功。

所以鲁迅的小说在五四时期一出现，起点就非常高。

四、北京：从坟头上呐喊到荒原中彷徨

在1917年1月之前，鲁迅已在留心《青年杂志》，因为这个月他将《青年杂志》10本寄给在绍兴的周作人。

鲁迅可能把陈独秀办《新青年》当成他当年在日本办《新生》了，因而文学革命发生的一年里，鲁迅还在埋头抄古碑，表明他的绝望是深重的。

他的痛苦灵魂在古书与古墓之间游走。

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那么鲁迅这个文学天才与思想巨匠，可能就在沉默中灭亡了。

然而鲁迅没有继续沉沦下去，在钱玄同到他居住的绍兴会馆拉稿成功后，终于在沉默中爆发了。

当然鲁迅并非没有顾虑。

面对前来拉稿的钱玄同，他将中国比作一个绝无窗户而万难毁坏的铁屋子，屋里人由沉睡而入死灭并不觉得痛苦，如果你将他们惊醒，他们又出不了铁屋子，会增加他们的痛苦。

钱玄同说，几个人起来了，就不能说没有毁坏这铁屋子的希望。

鲁迅说：“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

于是就有了《狂人日记》。

当然，不轻易改变自己观点的鲁迅，在加入这个运动之前在调整自己的思路，以与新文化运动保持大致的协调，这也是他迟迟没有介入的原因。

第一，从《文化偏至论》到《〈越铎〉出世辞》，鲁迅将看取西方文化与光复旧物相结合，就是“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但在新文化运动中他抛弃了这一文化选择，走向彻底的西化与反传统。

第二，在章太炎的影响下鲁迅的文章是越做越古奥，而文学革命是以胡适的白话文改革为起点的，鲁迅经过调整之后将反对白话文看成是现在的屠杀者，放弃了拟古的文风。

第三，鲁迅在公开场合不再肯定迷信、不再将民主与个性解放对立起来。

第四，在美学风格上，鲁迅为了与乐观理性的启蒙主将取同一步调，在悲剧的结尾处往往点缀些亮色。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不但与新文化运动激烈的反传统与西化倾向保持一致，而且他出山后显得比其他人更激进。

他从多侧面批判中国的节烈观、伦理观和家族制度，认为中国文明就是吃人的文明，中国的历史就是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奴隶的循环，中国文学是“瞒和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