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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鲁迅的小说创作（第6页）

中外文学的影响不能取代鲁迅的文体创造。

鲁迅的文体非常新颖独到，构成了一个很难与任何作家混同的艺术世界，这里有阿Q、闰土、祥林嫂等传统中国的老儿女，也有孔乙己、陈士成、四铭、高老夫子等形形色色的文人，还有狂人、疯子、吕纬甫、魏连殳、涓生、子君等受过西方文化教育的文人。

换一个作家去写鲁镇附近的普通流民，有多少作家能写出阿Q呢？这是因为鲁迅有一种尼采式愤世嫉俗的情怀，是主体对现实世界的变异，从而出现了一个陌生化的艺术世界。

而贯穿于鲁迅小说中的讽刺与反语的表现技巧，更是鲁迅语言世界的特色。

因此，鲁迅是现代中国最具创新意识的文体家，使小说真正成了中国文学的正宗。

然而，鲁迅文体世界的构建却是通过颠覆既有的文体规范实现的，而在对传统文体的颠覆中，鲁迅的文体又经常是以杂糅的形式出现的。

鲁迅小说既不同于六朝志人志怪、唐传奇到《聊斋志异》的传统文人小说，又不同于宋元话本以来的短篇白话小说传统。

当然鲁迅在颠覆传统小说文体形式时，借助了西方小说的文体资源，尤其是果戈理、安特莱夫、契诃夫等人的小说形式。

人物说话不再用“道”

而用“说”

，而且与传统小说将“说”

一律置于那段话的前面不同，而是与西方小说那样经常置于那段话的后面，小说的分段形式也与西方小说很相似。

然而鲁迅的小说文体又不同于他所借鉴的这些西方小说的文体形式，这一点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就说得很清楚：“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

“总之是，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

可见，鲁迅借鉴的西方小说的文体形式使其小说文体截然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短篇小说，但中国戏曲、绘画不求形似而注重神似的技巧以及传统诗歌的抒情性与悲剧精神对鲁迅小说的深层渗透，使其小说又不同于西方小说的文体形式。

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的小说文体是在“取今复古”

的基础上的一种“别立新宗”

，并且是以对既有小说文体形式的颠覆姿态出现的。

鲁迅从未试图将主体的文思表达统一于一种小说叙述模式，而是根据表达的需要不断探索新的文体形式。

如果硬要在鲁迅小说中寻找相似的文体形式，那么《狂人日记》与《长明灯》都是以象征的技巧写疯子与传统的对立，但《狂人日记》是用第一人称的日记体来展现心理的流动，《长明灯》则是运用比较客观的第三人称手法来叙述的。

《孔乙己》与《白光》都是以白描的手法写科举对传统文人的摧残，前者是用一个咸丰酒店小伙计的眼光“我”

来观察孔乙己；后者是以小说主人公陈士成的视角来叙事，只不过在最后有了一点变换，因而两篇小说的文体差异仍然很大。

《明天》与《祝福》都是以白描的手法写传统妇女的不幸命运，然而，《明天》第三人称的叙事略有平铺直叙之感，而《祝福》则以“我”

的介入，剪辑了最能表现祥林嫂命运遭际的几个生活片段，并且以反语与画眼睛的技巧加以凸显，技巧更显圆熟。

《肥皂》与《高老夫子》都是以讽刺与反语技巧表现在传统向现代的蜕变时代趋新犹旧的文人，但是，《高老夫子》的讽刺稍嫌漫画化，而《肥皂》的讽刺更为超然，也更加精妙。

鲁迅其他小说则是一篇一种文体，很难找到一个统一的叙述模式。

《故事新编》被很多人目为历史小说，鲁迅自己也在《序言》中说“历史小说”

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博考文献，言必有据”

的，另一种是“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

的，言下之意就是《故事新编》属于后一种历史小说。

然而鲁迅的这种非现实小说至少与一般的历史小说尚有两种差别：第一，鲁迅的取材并非仅限于历史，而且还包括了神话（《补天》《奔月》《起死》）与传说（《铸剑》），因而从取材上看将之都归为历史小说就不很妥当。

第二就是在对过去的叙述中插入现代的细节或词汇，试图打通古代和现代的隔阂，表示现在是过去的结果。

胡梦华以风化主义立场攻击爱情新诗，被鲁迅当作古衣冠的小丈夫放到了《补天》中女娲的**；高长虹对鲁迅的攻击言论被纳入《奔月》中，成为逢蒙对羿的攻击；《理水》中文化山上的学者之言行，很多都是顾颉刚、潘光旦等人的话，于是在大禹的中国上古时代居然出现了“OK”

等英文语词。

从历史的角度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中国上古时压根儿就没有英语。

《故事新编》中的每一篇几乎都有现代的细节或词汇，甚至比较严肃的《铸剑》中的眉间尺不喜欢“红鼻子的人”

，显然是在影射讽刺顾颉刚。

因此，在历史的叙述中杂有现代的细节与语言，鲁迅将这种技巧称为“油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