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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编 工农兵文学（第4页）

的问题。

或者说，关于“中间人物”

的争论，实际上是不同的美学观念的一次较量。

是以简单化透明化象征化的高大英雄模式为美，还是以普通人甚至是小人物的日常化世俗化矛盾化的复杂心态为美，这是围绕着“中间人物”

论的一个焦点问题。

再进一步明确，20世纪60年代“中间人物”

论的提出，是部分中国作家和批评家试图赢得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关于“人”

的美学的重新定位，以区别于塑造高大僵硬纯粹的英雄人物的叙事方式，以更广阔的现实主义的姿态去容纳更丰富更多彩更独特的人性领域和情感领地。

所谓“中间人物”

论，不仅仅是能否写中间人物的问题，事实上，就是到了样板戏阶段，亦有“中间人物”

这一人物类型的存在。

邵荃麟的“中间人物”

论的被批判，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他所推崇的“中间人物”

，其内心情感特征总是延伸到灰色的情感地域。

这就与主流意识形态提倡的明朗、乐观、高亢的英雄主义情感模式发生了龃龉。

壮志凌云、气吞山河的革命英雄主义革命乐观主义的叙事基调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始就不断被建构为样板化、规范化的革命审美情感模式：“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看来：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乃是天生的乐观主义者。

因为无产阶级是新生的，正以磅礴万钧之力向前发展的社会上最前进的阶级。

因为它是新世界的主人。

前途无限远大，未来无限光明。

一切腐朽的东西一定灭亡，伴随无产阶级而来的新生的东西必然胜利。

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每一个大大小小的斗争都加速了敌人死亡的迫近和自己最后胜利的到来。

这样他们还会有什么‘悲哀和痛苦’呢？事实上，革命势力、革命部队过去虽然在敌人残酷的压迫下长期斗争，屡遭挫折，但他们仍然再接再厉，前仆后继，从来没有表现过悲观失望、动摇投降和不能忍受的苦痛。

这种伟大英雄气概，乃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色。”

而中间人物常常伴随着的内心矛盾甚至内心痛苦，在“六亿神州尽舜尧”

、“遍地英雄下夕烟”

的壮丽画面下，“中间人物”

的心态便被修辞为“阴暗心理”

。

“中间人物”

给当时以英雄主义为主导的革命审美领地带来了某种更活跃更复杂也常常是更低调的情感存在，然而，这种情感存在，却被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视为对革命的思想情感秩序的一种威胁。

余岱宗：《“中间人物”

论的美学背景及其人物类型》，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1）。

泛读作品

1.陈美兰：《新古典主义的成熟与现代性的遗忘——对中国20世纪文学中“十七年文学”

的一种阐释》，载《学术研究》，2002（5）

2.曾令存：《“十七年文学”

研究的学科史意义》，载《学术研究》，2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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