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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佛陀跋陀罗弟子对禅法的贡献（第2页）

后于舟（丹）杨郡，译出《胜鬘经》一卷。

又于道场寺，出《央掘》四卷，《楞伽经》四卷。

众七百余人，宝云传译，惠观执笔辨章，文义妙会。

先自元嘉二十三年，谯王镇荆洲，请与俱行。

安憩辛寺，更立殿房。

即于寺内，出《无忧王经》一卷，《八吉祥经》一卷，《过去现在因果》四卷，《无量寿》一卷，《泥洹》一卷，凡十三部，合七十三卷。

[4]

这里称元嘉二十三年刘义宣镇荆州，恐有误。

据《宋书》卷五：

（元嘉二十一年）八月戊辰，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衡阳王义季为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兗州刺史，征北将军、南徐州刺史南谯王义宣为车骑将军、荆州刺史。

[5]

如此可以判定四卷《楞伽经》的翻译肯定是在元嘉二十一年（444）前，地点是道场寺，当时求那跋陀罗执本，宝云传译，慧观笔受，七百人同参，故文义妙会，质量很高。

这次翻译是慧观和宝云最后一次合作译经，其后宝云因性好幽栖，移居六合山寺。

依据各种资料，慧观于元嘉二十一年（444）入灭的可能性最大。

宝云与慧观于元嘉二十年译完《楞伽经》后，便离开道场寺，他在六合山寺化导山民，还翻译了一部《佛本行赞经》，需要一段时间。

大概慧观于元嘉二十一年（444）初自觉身体不佳，便请宝云还都，不久慧观入灭。

求那跋陀罗下决心离开京城，跟从刘义宣到荆州，恐怕也和慧观已不在世，道场寺缺少了一个得力的领袖、译经事业难以为继有关。

慧观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除了主持翻译经典之外，还做了一件大事，即应文帝之请，招集得力后辈，恢复并传承顿悟义和渐悟义。

宋文帝是支持顿悟义的，但此说在道生卒后，虽然亦有支持者，但大多数大德高僧如慧观、僧弼（365—442）等都持渐悟义，因此此说颇有难以为继之感，其中僧弼对顿悟说反对尤甚。

据《高僧传》卷七《道生传》：

宋太祖尝述生顿悟义，沙门僧弼等皆设巨难。

帝曰：“若使逝者可兴，岂为诸君所屈！”

[6]

僧弼也是罗什门人，名震一时的高僧。

据《高僧传》卷七本传：

如此僧弼虽然和文帝见解不同，也颇受其器重，经常被延请到宫中讲说。

文帝可能是在僧弼卒后，访觅述生公顿悟义者。

据《高僧传》卷八《法瑗传》：

元嘉十五年还梁州，因进成都，后东适建邺，依道场慧观为师。

笃志大乘，傍寻数论，外典坟索，颇亦披览。

后入庐山守静味禅，澄思五门，游心三观。

顷之，刺史庾登之请出山讲说。

后文帝访觅述生公顿悟义者，乃敕下都，使顿悟之旨重伸宋代。

何尚之闻而叹曰：“常谓生公殁后，微言永绝，今日复闻象外之谈，可谓天未丧斯文也。”

帝勅为南平穆王铄五戒师。

[8]

法瑗（409—489）本为陇西人，元嘉十五年（438）到梁州，又进成都，尔后东下建业，依道场慧观为师。

他到庐山的时间不详，但肯定是在元嘉十八年（441）后。

据《宋书》卷五文帝本纪，“十八年春二月乙卯，以豫章太守庾登之为江州刺史”

[9]，二十年“二月甲戌，江州刺史庾登之为中护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