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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佛陀跋陀罗弟子对禅法的贡献（第3页）

[10]。

因此其在庐山修禅、刺史请其出讲时必在十八年二月至二十年二月间。

其受请下都述顿悟义亦应在十八年后，由此可证文帝在僧弼入灭后下旨复兴此义的假说是成立的。

法瑗入京后大弘顿悟义，得到何尚之的赞叹，文帝当然也很满意，于是请其为南平穆王铄五戒师。

据《宋书》卷五及卷七十二，刘铄为文帝第四子，元嘉十七年（440）为湘州刺史，未到任，领石头戍事，二十二年（445）正月，改南豫州刺史。

[11]南平王于二十二年正月离京赴任，如此可以确定法瑗入京的下限，即在二十二年正月以前。

由于法瑗先在京弘道，受到称赏，故受请为南平穆王师，因此其入京最晚实应在二十一年（444）。

法瑗虽然亦明顿悟义，但他毕竟并非生公传人，也不是慧观推荐的主要人选。

顿悟义复兴的主将为道猷。

据《高僧传》卷七《道猷传》：

释道猷，吴人，初为生公弟子。

随师之庐山，师亡后，隐临川郡山。

乃见新出《胜鬘经》，披卷而叹曰：“先师昔义暗与经同，但岁不待人，经集义后，良可悲哉！”

因注《胜鬘》，以翌宣遗训，凡有五卷，文烦不行。

宋文问慧观：“顿悟之义，谁复习之？”

答云：“生公弟子道猷。”

即勅临川郡发遣出京。

既至，即延入宫内，大集义僧，令猷申述顿悟。

时竞辩之徒，关责互起，猷既积思参玄，又宗源有本，乘机挫锐，往必摧锋。

帝乃抚几称快。

及孝武升位，尤相叹重，乃勅住新安，为镇寺法主。

帝每称曰：“生公孤情绝照，猷公直辔独上，可谓克明师匠，无忝徽音。”

宋元徽中卒，春秋七十有一。

[12]

道猷于元徽间（473—477）卒，年七十一，则应生于东晋元兴二年（403）至义熙三年（407）间。

他成为顿悟义的宗主和领袖，为道生思想的发扬光大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不过道猷的贡献应当有一半归功于慧观，慧观虽然主渐悟义，但他并不凭借势力打压对方，而是表现出了宽广的胸怀，力荐道猷入京，事实证明他是有见识和眼光的。

慧观不仅推荐生公门人，甚至对于自己的门人弘扬论敌的主张也不介意，然而他所主张的渐悟义也并未为此消歇。

据《高僧传》卷七《法瑶传》：

释法瑶，姓杨，河东人。

少而好学，寻问万里。

宋景平中来游兖豫，贯极众经，傍通异部。

后听东阿静公讲，众屡请覆述。

静叹曰：“吾不及也。”

元嘉中过江，吴兴沈演之特深器重，请还吴兴武康小山寺，首尾十有九年。

自非祈请法事，未尝出门。

居于武康每岁开讲，三吴学者负笈盈衢。

乃著《涅槃》《法华》《大品》《胜鬘》等义疏。

大明六年勅吴兴郡礼致上京，与道猷同止新安寺，使顿渐二悟义各有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