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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菩提达摩的禅法和思想渊源（第5页）

根据六祖亲述（见《坛经》付嘱品第十），达摩在印度的宗师是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罗，后世《宝林传》《传灯录》等对此更有渲染。

般若多罗即编撰《达摩多罗禅经》的富若罗，亦即《长安城内齐公寺佛大跋陀罗萨婆多部师宗相承略传》中第四十四世不若多罗，是富若蜜罗（不若蜜多罗、不如蜜多）的弟子，如此则菩提达摩即是与佛大先（佛陀斯那）为同学的达摩多罗。

禅门历来坚持此说，以之为当然的史实，无须论证。

治史者多不以为然，但也缺乏有力的证据。

此事真假难下定论，但据实推定，禅门之说并非毫无根据。

从时代来看，菩提达摩生于东晋废帝太和五年（370）。

慧观禅经序约作于义熙十年（414），据此推论，般若多罗（富若罗）大约卒于东晋太元十九年（394），不如密多（富若蜜罗）大约卒于东晋兴宁二年（364）。

而达摩多罗为佛大先的同学，却年少于彼（《祐录》及佛陀跋陀罗所传传记将之列于佛大先之后），故其时与菩提达摩相当。

如此史家所持的百年之隔的重要证据便难以完全立足。

从国别来看，菩提达摩生自南天竺，并遍历诸国。

达摩多罗“从天竺来”

，虽未明言他是来自中天竺，还是南天竺，但肯定不是罽宾一带北天竺之人。

达摩多罗来自外地，至北印罽宾游学，其行状与菩提达摩相近。

且五世纪初，月氏族余势未尽，罽宾、健驮罗与印度长期以来统属一国，未有明确的区划。

故既云达摩多罗从天竺来，极可能来自遥远的南天竺。

从思想方面来看，二者的禅法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大乘顿门禅。

壁观法门即是一色观、真如观。

二者的禅法都与大乘空宗有关，同属无相虚宗。

都摆脱了五门禅法与念佛法门的影响。

菩提达摩以智慧为功德，与《达摩多罗禅经》相同，倡导头陀行，也与此经一致。

其四行涵盖小乘阿含思想与大乘般若精神，见其融通大小乘禅教、归于真道的理想，与“合众篇于同道”

之行相同。

他宗承《楞伽》自觉圣智的思想，与有部重视自性的宗旨相同。

他既是传统思想的继承者，敬重经像，坚持头陀行，又是大乘禅法的改革者，与达摩多罗出身有部而又创立大乘禅法的行迹相近。

最可注意的是，从东晋直至梁魏，坚持这种大乘禅法的人只有达摩多罗和菩提达摩（达摩之后不论），其他禅师多宗五门禅法或念佛三昧，未有持此与大乘空宗有关的大乘顿禅的。

根据禅宗史料及上述考证，可初步认定菩提达摩即达摩多罗，为般若多罗的亲传弟子。

般若多罗既是有部宗匠，又是持法者和禅法祖师。

达摩从之受学，亦精通有部宗义，并著《杂心论》，和合东西师说，发挥法胜深论，解释法相，兼述禅法，故名噪一时，成为有部名德。

般若多罗卒后，他与师兄佛大先一起搜集经论、弘扬大乘，并吸收般若空宗思想，扬弃五门禅法，创立富有特色的大乘顿禅。

达摩在罽宾行化数十年，宋元嘉四年（427），惠览至罽宾从学于他（见《名僧传抄》及《高僧传·惠览传》），达摩入定见弥勒，受命于离罽宾五千里的尼揵诃罗国取来菩萨戒本传给惠览，命其速还东土，弘法传戒。

惠览后于阗、蜀地传授禅法，化导大众，又受宋文帝之请，至京住钟山定林寺，孝武帝时移居中兴寺，学侣集至，禅法大盛。

据《宝林传》卷八，达摩后来又在南天竺化导众生，经数十年。

后浮海东渡，宋泰始三年丁未岁（467）到达广州，居诃林寺（即法性寺，见《光孝寺志》），这是求那跋陀栖居过的地方。

其年达摩至京师，见求那跋陀罗，求那跋陀罗将自己译的《楞伽经》四卷赠给达摩，两人又交换了修习的心得，达摩对《楞伽经》四卷本非常满意，后对慧可说，“吾观汉地，唯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

，又讲了求那跋陀罗的禅法心得，成为禅门历代相传的言教，唐净觉所著《楞伽师资记》将此记录成书。

这表明达摩对求那跋陀罗很尊重，但二人并无师徒关系，净觉以求那跋陀罗为第一祖是不对的。

达摩如此推重四卷《楞伽经》，是由于此经与其心法有相通之处，为其藉教悟宗的最佳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