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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南北朝时期南方达摩宗系（第4页）

咫尺宫闱，未尝谒觐”

[10]。

看来他是一个严格的头陀行者，除了必备的三衣外物，没有其他的财物，并且按时进入市里乞食。

他坚持达摩一派不近王侯的作风，对于近在咫尺的皇宫从来不去礼觐，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

虽然梁武崇奉，公主归信，天子敕赠，湘东为碑，在达摩门下是罕见的礼遇，与官禅有似，但这一切并非他刻意追求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梁武帝秉政之初，便命匠人“考其室宇于开善寺以待之”

。

他在天监之初又从西昌侯萧渊藻出行西蜀，使蜀地禅法自此大行。

他从蜀地归来后复居开善，又终于此寺，看来他与开善寺颇有缘分，而开善寺又与志公关系密切，志公卒葬于钟山，“仍于墓所立开善精舍”

[11]。

如此看来，僧副与志公曾共住一寺，颇有来往，或许是由同门之故。

除僧副外，达摩门下还有法聪（468—559）自北至南。

对于这一问题，徐文明《唐以前的玉泉高僧初探》一文曾有专门的研究，指出“法聪无论从时代行迹还是宗风法门来看，都应属于达摩宗系，为达摩早期的弟子”

[12]。

法聪主要在襄阳、玉泉一带传法，为荆楚禅宗领袖，门人众多，影响很大。

法聪“一生受到梁武帝、后来成为简文帝的晋安王、成为元帝的湘东王、后梁宣帝四位皇帝的崇奉，如果加上一度称帝的武陵王纪，就是五帝之师了”

[13]。

这在达摩门下，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达摩在北方虽然得遇僧副、法聪等门人，但他遇到的利根不是很多，虽然影响也很大，但离他自己的要求可能还有一定的距离。

弟子僧副等人在南朝的成功对他也是一种启发，号称“皇帝菩萨”

梁武帝对佛教的尊崇确实是发自内心的，在他的大力推动下，佛教在南方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虽然当时北魏诸帝也都崇信佛法，不过他们对之的理解和领悟能力就和梁武帝无法相提并论了。

达摩已到晚年，却迟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传人，即使有些弟子比较出色，但寿命不长，难当大任。

在这种情况下，他于普通八年（527）再次南下，想在南方寻找大根大器，是可以理解的。

达摩见梁武帝一事论者已多，一个是最有见地且真正崇佛的皇帝，一个是最高水平的佛教大师，最终却是因缘不契，这是最让人遗憾的事。

这个问题值得深思，为何达摩的几个弟子都在南朝获得成功，而他本人反而成就不大呢？或许达摩本人对梁武帝的要求和期许过高，一旦发现他名过于实，不免心中失望。

以达摩的身份和性格，必不会屈事万乘，可能连多一句的解释都不肯。

武帝肯定也是比较失望，他期待得到大师的肯定和赞赏，却一无所获，大师充满禅机的点拨他也不大习惯，未能领会，这对他在佛法方面的自信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达摩见武帝徒有其表，难以领悟最上乘禅法，便不肯在江东多待，很快就回到北方，但不久就得到了道育、慧可两个杰出的门人，法门有寄，对他来说多年的心愿终于完成了，算是最大的收获，也弥补了南下无果的缺憾。

除僧副等人外，达摩最为出色的一位比丘尼弟子总持亦与南方有缘。

据《释门正统》卷八：

尼总持是达摩见诸史传的唯一的一位女弟子，最早见于《历代法宝记》：

大师云：“唐国有三人得我法，一人得我髓，一人得我骨，一人得我肉，得我髓者惠可，得我骨者道育，得我肉者尼总持也。”

[15]

《历代法宝记》成书于大历年间，而相关记载参考了《神会语录》的说法，更重要的是采纳了当时流传的禅宗史书《扬楞伽邺都故事》，这部著作至少十卷，慧可的事迹便记录在第十卷中，可见内容是很丰富的。

因而尼总持虽不见于僧传，却也是早期禅门公认的达摩弟子。

尼总持何时得法于达摩不详。

依照《释门正统》的说法，她入灭于大同元年（535）前，其前又二十年不下山，如此她得法当在天监十四年（515）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