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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地论师的兴起和心性论的发展兼论大乘起信论的主旨及作者等问题（第1页）

第一节地论师的兴起和心性论的发展——兼论《大乘起信论》的主旨及作者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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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论派的形成与《十地经论》的翻译有关。

前文已述菩提流支、勒那摩提合译世亲《十地经论》，佛陀扇多为传译。

由于菩提流支一勒那摩提师传、宗趣不同，对经文的理解、表达亦异其趣，由此分成两大派系，慧光虽然曾参助译事，并合其两诤，共成通部，但其所宗为勒那摩提一系，由慧光建立地论师南派，号相州南道。

北派由菩提流支弟子道宠开创，号相州北道。

一般认为，南道认为佛性现有（本有），以第八识为净识，北道认为佛性当有（始有），以阿梨耶识为染识，在判教方面，南道将佛教经典判为四宗《毗昙》为“因缘宗”

，《成实》为“假名宗”

，《般若》为“不真宗”

，《华严》《涅槃》《法华》等为“真宗”

。

北道则别立《华严》为“法界宗”

，显其殊胜，故为“五宗”

。

南北二道的分歧是理论方面的分歧，不是一般的宗派势利之争。

北道宗菩提流支之说，属于纯粹的唯识系统，故以第八识为染识，为杂染之根本，与真谛、玄奘所宗一致，南道宗勒那摩提之说，虽亦属唯识一系，而杂取如来藏思想，故以第八识为净识，将之与如来藏、真如视为一体，为一切染净之法的依持。

南道视藏识同乎如来藏，本在众生自身中，故认为佛性本有、现有。

北道以藏识为杂染之本，本非清净，需要经过外缘熏习才可能转染成净，转识成智，故认为佛性当有、始有。

南北两道当有、现有之争影响巨大而又深远，导致后世唐玄奘远至印度以求解决这一问题。

但两道的著作大多散佚，南道尚略有残余，北道则全然不存，对其争论的具体内容难以悉知。

而两道的辩论确实推动了心性论的发展，并促使中国佛教不惟单纯接受印度的佛教思想，并且加之以自己的理解和创造，发展了印度佛教理论尤其是心性论，这对于后世台贤禅宗及唯识一派都有很大的影响。

这一时期堪为典范的著作便是《大乘起信论》。

《大乘起信论》真伪问题，近代中日学者多有考据和争论，兹不具述。

《起信论》的出现可说是南北两道争论的产物，也是地论师与小乘毗昙宗、成实宗对抗的产物，从其流传、名相、思想等方面来看，它与地论师南道慧光一系关系甚密，很是可能是此派的著作。

据吕澂先生所述[1]，唐慧均《四论玄义》卷十云：“《起信论》一卷，人云马鸣菩萨造。

北地诸论师云：非马鸣造论，昔日地论师造论，借菩萨名目之，故寻翻经目录中无有也。

未知定是否。”

由此可知，唐初时尚知此论为地论师之作，故法上《众经目录》中不录。

后世不知根底，人云亦云，将此论真当成了马鸣的作品，并且又找到了一位译家真谛，于是马鸣造、真谛译便成定论，无复疑者，直至近代，才有人对之重新考察，求其本来面目。

从此论的流传来看，与地论师南道有关，据《续高僧传·昙迁传》，昙迁曾“偏就昙遵法师，禀求佛法纲要”

，在北齐佛法兴盛之时，不求荣利，隐居林虑山黄花谷中净国寺，“研精《华严》《十地》《维摩》《楞伽》《地持》《起信》等”

。

可见齐灭之前昙迁即已研精《起信论》，此论形成当在公元577年以前。

后昙迁又在彭城讲解《起信论》，影响很大。

故此论是由慧光再传弟子昙迁传出的，此论的释著最早是净影慧远的《大乘义章》和《大乘起信论义疏》，慧远为法上传人，亦是慧光再传弟子。

因此此论是由慧光一门传出并最早加以注释的。

慧远《大乘义章》多处引述此论，或称《起信论》，或称《马鸣论》，表明慧远最早将其作为马鸣著作，但尚未称其为真谛译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