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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地论师的兴起和心性论的发展兼论大乘起信论的主旨及作者等问题（第2页）

但慧远《大乘起信论义疏》卷初即已明述此论产生的缘起，暗示它只是中土著述托名以马鸣，并非真是马鸣之作。

《起信义疏》称“所以菩萨造此论者”

，是由于佛灭度七百年时，有法胜菩萨出，依毗婆沙广论，西方沙门及萨婆多部义抄出二百五十偈，造四卷毗昙，不久又有达摩多罗菩萨依西方沙门义与譬喻师义，扩充法胜之作而造《杂心论》十一卷，“此二论主并宣有相之教，令退异乘，因缘为宗。

虽明空理，但法上横计定性，不定法体”

[2]。

故于佛灭八百九十年后，诃梨跋摩出，依毗婆沙此方沙门义与昙无德义，造《成实论》二十卷，“偏宣无相之教，明生法二空，观空得道为宗”

[3]。

以毗昙为有相因缘宗，成实为无相假名宗，是综合了慧光四宗论与虎丘山岌师有相教、无相教、常住教三时教说。

两宗并不是大乘究竟之说，“虽三论主造论宣通，犹谓六识名相之事，非题极理”

。

然而“众人等竞习此论，执为究竟，兴弘于世，将欲隐没牟尼大意。

是故复出马鸣菩萨，愍伤众生拕非人流，感烦佛出极意潜没，依《楞伽经》造出《起信论》一卷也”

[4]。

慧远述此论造作缘起，已明确表示此论并非真的马鸣菩萨所造，作论的“马鸣”

是在法胜、达摩多罗、乃至诃梨跋摩之后出现于世的，法胜为佛灭七百年时人，诃梨跋摩为佛灭八百九十年后人，作论的“马鸣”

当然只能是佛灭九百年以后的人，怎么可能是佛灭五百年时的马鸣菩萨呢？

慧远亦提到此论创作的社会环境和直接原因，当时毗昙、成实极为流行，众人竞习此三论，执为究竟，小乘炽盛，佛说大乘极意不显。

这种情况显然不是印度的社会现实，《成实论》在印度很少流传，印度诸地任何时期也未出现过毗昙与成实共同盛行的局面，这是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的现实情况。

当时南方盛弘成实，有庄严寺僧旻、开善寺智藏、光宅寺法云，号成实三大家，名重一时，北乡流行毗昙，智游、慧嵩，志念三叶相承，号毗昙宗，南方三论与成实并兴，北方地论与毗昙同存，南北两地都出现了大小乘并存的情况。

由于地论师以大乘自居，自然看不上弘扬小乘毗昙、成实的毗昙师、成实师，双方的冲突、争斗是不可避免的，慧嵩便由于与慧光弟子法上不睦，迁居徐州。

《起信论》作者深为小乘盛行的局面感愤，遂作此论，欲令众生生起大乘正信，不为小乘杂学所惑，故其应属于与小乘毗昙宗相对立的地论师一系，为中土之人。

从此论名相来看，应与地论师南道有关。

此论所述名相甚多，唯“本觉”

二字他书未见（《金刚三昧经》有“本觉利品”

，此经疑伪，后面将述），可谓是论主的独创。

此前论及心性，皆言“本净”

，以清净寂灭为本，未有言及心性以觉为性者。

但晋时中土高僧已然言及心性寂与照的关系，寂即是净，照即是觉，寂即是止，照即是观，止观亦同定慧。

故以智慧为佛性，前人（包括印度佛教贤圣）早已言之，佛性具有净、善、觉、常、乐、我等特性，觉性自然亦属佛性。

但言及心性本觉，于名相方面可谓创举。

此论立本始二觉，“依本觉故而有不觉，依不觉故而有始觉”

。

心性本觉，由于无明的染污而现不觉之相，由此不觉而有始觉，除不觉之相即得始觉，即是除去染污，重现本觉之体，故始觉又同乎本觉。

本始二觉同乎佛性本有（现有）、始有（当有），心性本觉即同本有佛性，始觉即是始有佛性。

此论以佛性本有（本觉）为宗，又立始觉义以会通佛性始有（当有）之说。

心性本觉，佛性本具，但由于受到无明妄念的染熏，现为不觉之相，只有去除烦恼妄念，才能显发本具的佛性，始有佛性觉照之用，从而见性成佛。

从体上讲，佛性本有，心性本觉；从用上言，佛性始显，心性始觉。

从因位讲，本有佛性作为涅槃正因，但又有无名烦恼的杂染，不得出离三界轮回；从果位讲，去除无明烦恼，始得显发真本，见性成佛。

此论立本始两觉以会通本有、始有之当现二常，当是南北两道争论融通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