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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慧瓒禅师的宗系和思想（第3页）

其三，慧瓒特别重视戒律，“嘉尚头陀”

。

慧瓒受具之后，便偏重戒律，并在当时的律学中心定州学习戒法，参予律席。

而当时主讲戒律的法师在讲至宝戒时却言道：此事即目，卒难制断如何？意为看到金银珍宝便难以避免贪欲。

慧瓒一闻，薄其为人，便从身上掏出三百钱掷向他，转身离去。

慧瓒开法授徒之后，更是“宗重行科，以戒为主”

，“身则依附头陀，行兰若法”

。

不知他的“行科”

是否与入道四行有关，但奉行头陀确实是禅宗自大迦叶以来的传统，达摩及其后人都守之不失。

慧瓒不仅自身奉行，还以此课徒，其高足志超不仅戒行精严，还至定州采集律藏，括其精要，成为律学大师。

早期禅宗特别强调戒禅一致，慧可以下至那、满诸人皆勤修头陀，持戒甚严，只是到了双峰道信之后，由于传法的需要，才山居集徒，别立禅林，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在戒法上也不得不有所改变，“排小舍大，独建一家”

。

在此以前，禅宗尽管号称大乘，所奉行的却是被称为小乘的头陀戒法，而且言行一致，自律极严。

其四，慧瓒的行仪风范也与达摩一派颇为接近。

他受具之后，随方听略，不存文句，与禅门“专唯念慧，不在话言”

、强调智慧、不重形式的作风一致。

在避地南陈之时，他亦流听诸师，咸加芟改，表明自有主张，不随流俗。

在解释经义时，他也是注重发挥，不拘一格，所谓大小经律，互谈文义，表明他特别注重在理解的基础上自由发挥，并不拘泥于所谓大小半满的界限，虽然道宣未将他与“排小舍大，独建一家”

的后期禅宗归为一类，其实他的融通大小乘经律也有会合二者、自创一派的意思。

这种对经文的自由解释是禅宗的特色，慧可便因按照己意重新解释四卷《楞伽》，创得纲纽，另立新说，而受到魏境文学的排斥和打击，甚至遭到人身迫害。

后世禅门在引述经典时也惯以“六经注我”

的态度，并不拘泥于经文的原意。

慧瓒的禅法行事与达摩一派相近，而与专行念处的僧稠一系差别较大，虽然尚无直接的证据表明慧瓒出自达摩一派，但根据以上论述，足可证明他受到了达摩慧可一派的影响，也许他不是慧可的嫡传弟子，但肯定接受过慧可或其同宗的指点。

慧可游化河北数十年，门徒众多，单是僧传记载的就有十几人，所谓“卒无荣嗣”

，并不是说他后继乏人，只是表明他缺乏得到朝廷尊崇的所谓的“名僧”

继其道统而已。

慧瓒出家较晚，受具更迟，直到近知命之年才开始弘法授徒，属于大器晚成之类。

在此之前，虽然他承秉玄奥，器宇非凡，但一直以一个学僧的身分随方求道，四处游学，尤其重视戒法，故至以律学中心名闻天下的定州居席听律，然而主讲的律师言行相违，连所谓宝戒都觉得难以奉行，使他感到非常失望。

他一怒之下，将随身携带的三百钱掷向讲者，表明此时他还是一个血气方刚之人。

周武灭法，他和当时北方许多僧人一样，避迹江东。

在那里，他受到了南方义学的熏陶，学识更进，但他由于早蒙传授，对于江东的义学也不是全盘接受，而是择而取之，学而为己，故加以改造吸收，取其精髓。

虽然他不事浮华，成名较晚，但他早得大法，又经过游学南北，道体潜运，神器已成，为以后的开法传教，名重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隋朝建立，弘重佛法，慧瓒便返回故土，正式开始传法授徒。

他在赵州西部的封龙山上安居修禅，指点学徒。

依照僧传的记载，在此之前，他一直是以一个学僧的身份游学求道，并未像昙迁那样结交名僧，誉满南北，他又凭什么吸引学徒，开法传教呢？他的学识道德自然是最重要的因素，但这只能见崇于近者，不可受知于远人，因而或许在他传法之初，他的“承秉玄奥”

起了一定的号召作用。

他的教法颇有特色，从他的“大小经律，互谈文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