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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慧瓒禅师的宗系和思想（第4页）

来看，一是表明他的融通教典的意向，同时也可见其学问之渊博。

而他的强调实行，以戒为主，一方面表明他的三学并举的立场，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的他的“理事符允，有契常规”

，他不再是那个血气方刚，一见不平便拍案而起的学僧了，而是历经磨难，八风不动的一代宗师了。

为了传教的需要，为了避免三师坏法，内部不和，为了不授人以柄，他不仅自遵戒法，行成众范，而且约束学徒，一门齐肃，行事稳重，不违常规，因而赢得了远近上下的尊重，成为当时有影响的禅派。

他重视慧悟，而在开悟学徒之时又以不执著为先，《道绰传》赞其“清约雅素，慧悟开天”

，又云道绰从其“修涉空理，亟沾徽绩”

，这充分表明他不仅运用大乘空宗妙义促令学徒觉悟，并且很可能强调顿悟，这与后来的禅宗是极为接近的。

定慧双修，禅智并重，这是当时流行的禅风，僧稠禅师也曾著有《止观论》二卷，但对定慧、止观的理解和解释并不相同，而慧瓒的“思寻念慧，识妄知诠”

则颇与禅宗一致。

所谓“念慧”

，即同定慧，《续高僧传·慧思传》云“念慧相须，譬诸轮翘”

，是言定慧二法，如车之二轮，鸟之双翼，不可偏废，《续高僧传·习禅篇》论又云“禅智相遵，念慧攸发”

，将念慧与禅智相对应，足明其意。

慧瓒身依头陀，修身之道也；心思念慧，安心之法也。

安心要须定慧，慧悟入理，心如明镜，始可安心，故安心之道，先须明心，明心之道，法依为基；明心之后，还须静心，妄识鼓浪，心镜难明，除却外缘，八风不动，方得坚心，欲得坚心，坐禅为要。

慧瓒及其高足志超皆以坐禅教示学人，与达摩一派一致。

所谓“识妄知诠”

，是了知因缘外境之虚妄，言诠方便之非真。

外缘无实，无得无失，故违顺风静，心无动摇。

方便非真，故随立随遣，无得正观，直念真心，不在话言。

慧瓒依附头陀，行阿兰若法，所谓“阿兰若法”

，即远离市井，避居山林等空闲处，坐禅修道，为头陀行之一种。

然而阿兰若法虽为头陀行之一，但与一般的游化乞食又有明显的矛盾。

印度僧众不事生产，乞食疗饥，头陀行对此的要求更加严格，但要乞食，就不得不进入村落市井，而且要求住无再宿，周行不已，不得滞留，这就与居于空闲坐禅的要求发生了矛盾。

慧可的大部分门徒都严格遵行头陀游化的行仪，如那禅师坚持苦行，惟服一衣一盏，一坐一食，虽然周行乞食，却不入通都大邑，其弟子慧满更是如此，常行乞食，周游聚落，却一宿而止，无可滞碍，后世的法冲也是游道为务，曾无栖泊。

这种游化乞食的方式虽然符合头陀行的要求，但是也有不少弊端，一是完全不事生产，不合乎中国的现实；二是力量分散，形不成一定的势力，是故慧可弟子虽众，却因不近官府，人各一方而屡受打击，乃至不得其死，情足可悯。

慧瓒则认识到了这些弊端，改以山居坐禅的阿兰若法为主，虽然自身兼奉头陀，却又聚徒山林，安居结业。

这种安居山林的方式与头陀的游化为务有别，可谓一项重大改进。

这一改革可谓立竿见影，收效显著，很快慧瓒门下便“徒侣相依，数盈二百”

，形成一支不小的势力。

然而正在慧瓒一派蓬勃发展之时，却又“展转西游”

，离开了赵州。

或许正是其蒸蒸日上的势头引起了别派的恐惧与忌恨，施展手段迫使其远离故土。

当时达摩慧可一派与佛陀一派矛盾极大，虽然周武灭法使两派皆遭打击，但势力巨大的佛陀一派很快便又沐春风，东山再起，重新成为雄踞北方的大宗，而达摩一派依然摆脱不了受压制的命运，甚至慧可本人也在开皇年间受迫害而死。

慧瓒的西游并非一般的头陀游化，因为他已经改以山居坐禅为主，在封龙山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如此舍家远走，必有其故。

也许是佛陀一系仍将其视作达摩一派，不肯放过，虽然他初具规模，但还不足以与佛陀一系相抗衡，只好远走高飞了。

慧瓒不得已离开了赵州，辗转西行，却为他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