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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卧伦禅师的禅思想及其影响（第3页）

或谓次第禅观属于传统的小乘禅法，与达摩一派无涉。

其实早期禅宗并不废弃传统禅法，道宣“然端学次第观”

之句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仿佛端禅师只会次第禅观，其实端禅师是因人施教，按照常理，对于一个十三岁的乍入禅门的孩子除了教他最基本的次第观法还能如何呢？只是昙伦属于六祖一类的天生利根，是一个智力超群的少年天才，一点就透，一拨就转，端禅师才显得反不如弟子了。

虽然道宣并未明言昙伦之师端禅师就是慧可弟子端禅师，但是从种种情况来看，二者应当是同一个人。

达摩一支自慧可以下，都活动在东魏、北齐境内，昙伦为汴州浚仪人，其所住的修福寺当在家乡附近，这正是靠近邺下、相州的地方，慧可弟子端禅师在这一带住持是合乎常理的。

从端禅师所授昙伦的禅法来看，也与禅宗无别。

所谓“令汝学坐，先净昏情，犹如剥葱，一一重重剥却，然后得净”

，正是《楞伽经》如来藏思想的体现，以烦恼外衣为杂染葱皮，除此杂染外皮，方可显示如来藏真净本心，亦如葱心，这一譬喻还是非常贴切的，与后世神秀的“时时勤拂拭”

有似。

昙伦本人的禅法行事也表明了他与禅宗的密切关系，应当认定他是达摩派第四代传人，与四祖道信同辈。

昙伦的禅法确有独到之处，他是较早将般若引入禅宗并付之于具体的禅修者之一。

众所周知，达摩最重视的经典是属于如来藏系统的四卷本《楞伽经》，将其作为藉教悟宗的主要依据，虽然《楞伽经》本身也包含着般若的思想，时人亦将达摩禅法视为“虚宗”

，但是明确地将般若经典引入禅宗，则是慧可之后的事。

据《续高僧传·玄景传》，玄景（？—606）曾从慧可弟子和禅师习《大品》《维摩》，和禅师又命其依止慧可另一弟子慧法师受学“大乘秘奥之极”

，看来和禅师辈已经将般若经典作为方便，以配合本宗的“大乘秘奥之极”

。

玄景的弟子玄觉后住京师隶庄严寺，纯讲大乘，“于《文殊般若》偏为意得”

[4]，足见禅宗这一支重视般若的特点。

玄觉所隶之庄严寺正是昙伦住持之寺，大概他是奉师遗命，前来投奔师叔的。

端禅师是否重视般若史无明述，然昙伦确实是在他的启发下悟到般若妙理的。

端禅师令其系心鼻端以得静，他则曰：“若见有心可系鼻端，本来不见心相，不知何所系也。”

端禅师又教其坐去昏情，如剥葱得净，他则曰：“若见有葱可有剥削，本来无葱何所剥也？”

从端禅师与昙伦的对话中可以发现后世神秀与惠能作偈示法的影子，端禅师侧重禅宗传统禅法，以楞伽如来藏思想为本，强调循序渐进、除染显净，与神秀的拂拭看净一样，昙伦则强调本来无物，既无内心，又无外境，显示侧重的是般若空义，惠能未蒙五祖传授之前与之略同。

昙伦后来又与号称“三国论师”

的僧桀辩论，“述般若无底，空华焰水，无依无主，不立邪正，本性清净”

之义，足以表明他对般若思想的重视和通达。

在重视般若上昙伦与同门玄景等无二，但他重视的不是经典文字，而是其精神实质，并将其转化为具体的禅修，在这一点上，足以彰显他的特色。

他强调“行住坐卧，但离念心”

，此与达摩一派“忘言忘念，无得正观为宗”

[5]相应，他在实修的过程之中确实做到了这一点，这就非常难得了。

禅法又号心法，修禅意在静心。

传统禅法主要是强调心一境性，即通过专著一境以达到心中不乱，实现一心，也就是住境净心，所谓十一切入即是此意。

这种住境净心的法门在后世禅宗中也还作为修道初阶保留下来。

卧伦对这种通过攀缘外境以净心的禅法提出了批评，以为住境净心，则心随境转，不得自在，“心有攀缘，则有烦恼”

，非但不能净心，反而更令心乱。

因此他提出了心不住境、离念断想的新禅法。

S6631载有卧伦的偈语三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