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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道信及其禅法（第4页）

这在乾隆年间修《吉安府志》和光绪年间修《江西通志》中都有记载”

，其说与何明栋相近。

杨富学认为，文中所载与《续高僧传》《景德传灯录》及《传法宝记》中所载道信事几无二致，因而是与道信事相混，并引《传法宝记》所载为证。

这一说法其实值得商榷。

不必远求之于他书，《历代法宝记》本身就有关于道信事的记载：

信大师于大业年，遥见吉州，狂贼围城，百日已上，泉井枯涸。

大师入城，劝诱道俗，令行般若波罗蜜，狂贼自退，城中泉井再泛。

将此与上述对比，可知并非一事。

前者发生于隋大业年，地点是吉州，围城者不明，然时间较长，在百日以上（有说七十余日），是故城中断水。

信大师入城，劝众念般若，令贼人自退。

后者发生于唐代，地点是蕲州州城，围城者为可达寒、奴戮等，未明围城时间，亦无井泉干涸之说，解围者则是忍大师，然无劝众念般若之说。

依《续高僧传》《传法宝记》等，前者固然有金刚力士现身城隅之载，不过只是现身，就吓走了狂贼，后者则是无数力士执金刚杵击贼，迫使其退去。

信大师解围后，到达庐山；忍大师退敌后，返归冯茂山。

这一事件与道信大师无关，亦非大业十三年（617）梁尚慧围城事。

道信大师所解只是大业三年（607）吉州之围，大业十三年之围与道信无涉，其时道信已经离开庐山，渡江北上。

道信在吉州解，并正式受度之后，不愿意留在这个是非之地。

僧传言其欲往衡岳，可能有误，因为南岳衡山在吉州的西边，他若欲往就不可能绕道北边的江州，因而他更有可能是想回到皖公山或者老家蕲州，如此正好路过江州。

智锴既为朗公高足，当属三论宗匠。

他是否于开皇十五年从学智者，亦有可论。

智者开皇十五年初方于玉泉弘法，正月二十日，晋王杨广辞别文帝，欲还扬都，遣使至玉泉迎请智者。

智者不得已随使者离开江陵，凭舟东下，三月抵达江都。

虽途经庐山，是否有暇上山还是问题，即便停留，也不过数日之间。

智锴既守志大林二十余载，足不下山，则他得遇智者只能是在庐山。

即使二人有一面之缘，也不能说智锴为智者弟子，因为智锴为朗公高足，已是当世名僧，且长智者五岁，不可能轻易转投天台门下，至于二人切磋学问，谈论禅法，倒未足奇。

道信居大林寺，未必是在“智锴将死或去世不久”

[7]，他了解天台禅观，也不一定非得在大林寺，因为当时规模最大的东林寺已是天台宗的道场。

由于庐山当时是天台与三论两宗共据，道信在这里不仅了解了天台禅观，更从智锴那里得以熟悉三论禅法，这对他吸收各家长处、完善禅宗禅法颇有助益。

智锴与道信相处不过数年，但他对道信的影响是明显的。

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道信吸取了智锴山居聚徒的做法，改变了禅宗历代相传的头陀行传统，这对于禅宗的兴盛意义甚大；二是道信接受了智锴真身不坏的做法，此后历代祖师都保留真身，不火化，六祖惠能的真身甚至保存至今。

仅此两点，就足以说明智锴对道信及后世禅宗的影响之大，虽然道信未必拜智锴为师，但从他那里学习了不少东西却是不能否认的。

后世禅宗不愿意承认三论宗对禅宗的影响，干脆将四祖的这一段历史忽略不计了。

只有《南阳和尚问答杂徵义》云道信“吉州得度，乃来至庐山峰顶上，望见蕲州黄梅破头山上有紫云，遂居此山”

，道出四祖曾到庐山这一事实，不过似乎是说只是到此一游，一见破头山有紫云，便扬长而去，还是想掩盖四祖在此居留十年的史实。

其他禅宗史籍则干脆不置一词。

智锴卒后，道信又在大林寺居止数年，但他并未成为智锴的传人。

据《续高僧传·慧云传》，慧云，俗姓王，本贯太原，家居九江，弱年乐道，投匡山大林寺智锴出家，其为人不拘细行，于大节大务偏所留心，曾迎请精于营建的慧达禅师至庐山造西林寺晚阁，曲折重叠，光耀山势，后入京从智首律师学律。

慧云为智锴嫡传弟子，也是继智锴统领庐山三论宗，监管大林、西林二寺的宗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