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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惠能生平考证（第7页）

持得法前说者有《别传》《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传法正宗记》等，持咸亨年间求法说者多持此说。

《宋高僧传》本传云：“咸亨中，往邵阳，遇刘志略。

略有姑无尽藏，恒读《涅槃经》。

能听之，即为尼辨析中义。

怪能不识文字。

乃曰：诸佛理论，若取文字，非佛意也（曹溪原本作‘诸佛妙理，非关文字’）。”

下面还有住宝林寺、至乐昌见智远、智远劝他到黄梅等，所述与《别传》类似，但于前增加了闻《金刚经》而欲往黄梅的情节。

《别传》但说惠能咸亨元年（670）游行至曹溪，未有其前闻《金刚经》之事，故其于曹溪停留数载并不奇怪。

《宋高僧传》及《传法正宗记》之说则很有问题，既然六祖从诵经者闻五祖之名，“忙归备所须，留奉亲老”

，求道心切，急忙辞行，岂肯在曹溪停留数载，又如何会有遇智远禅师劝往黄梅之事？

此说是咸亨中至黄梅的又一根据，然与《坛经》不合，与事理亦相违。

《坛经》各本皆云六祖闻诵《金刚经》而始悟道，又从诵经者那里得知黄梅有五祖弘忍大师，于是慕道，辞亲而行，自无途中耽误之理，《坛经》卷初也并无中途至曹溪停留之事。

况且若谓六祖得法前便有能析《涅槃经》义的功夫，并有佛理非取文字的高论，那就未免太离奇了。

一个目不识丁的樵夫听人诵了几句《金刚经》，便会一下悟道，会讲析从未听过的《涅槃经》义，很难令人置信。

故此说可能是误传，不如曹溪原本等认为此事在得法之后可信。

洪修平从相反的角度对此作了解释：

我们认为，《曹溪大师别传》虽然有许多谬误，但有些记载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就惠能见弘忍之前的经历而言，“不识文字”

的惠能虽然在佛学方面有一定的天赋，但从他后来初见弘忍时对佛性所发表的一番见解，以及在踏碓八个月后写出的直契心性而令众人叹服的偈颂等来看，与其说他过去从未接触过佛法，不如说他已有过学佛的经历，特别是对《涅槃经》已有了一定的体会。

因此《别传》的记载似乎比《坛经》所说更符合人物思想发展的逻辑，或许也更接近事实，因而也更可信些。

正因为此，所以《景德传灯录》与《宋高僧传》都采取了《别传》的说法，只是把惠能遇刘志略和为无尽藏尼说《涅槃经》等事都记为发生在礼拜弘忍的同一年。

后来的契嵩和宗宝所改编的《坛经》也都采纳了这部分内容，不过又都把时间移到了惠能黄梅得法回至曹溪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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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解释，也是言之成理。

看来这一问题无法单独解释，必须与相关方面结合起来。

依洪修平之说，有些问题也不便解释，既然惠能不是因闻《金刚经》而有所觉悟，欲至黄梅求法而路遇曹溪，他又何必离开家乡新州呢？依此，则《坛经》许多内容都要打上问号，闻《金刚经》而初觉、呈偈比试都不成立，惠能的思想经历必须重写，并且如前所述，亦须对王柳二碑、《神会语录》等彻底否定。

咸亨年间说与《别传》关系密切，要想彻底弄清这一问题，还须先考察一下《别传》相关部分。

《别传》是由日本传教大师最澄（766—822）从中国手写带去的。

最澄于贞元二十年（804）七月来华，次年八月归国，《别传》算是比较原始的资料，理应受到重视。

民国十九年（1930）胡适曾著《坛经考之一：跋曹溪大师别传》，对《别传》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些大胆的假设，但自今日观之，颇有可以商榷之处。

《别传》附有日本僧人祖芳的后记，后整理收入《续藏经》二编乙十九套第五册页四八三至四八八，胡适看到的便是这一版本。

然昭和十一年（1936）又有古径庄的原本复制本，并附有铃木大拙、二宫守人的解说。

原本更好地反映了原貌，展示了续藏本掩盖和误书的一些问题。

胡适当时未见原本，其失误亦是由此。

《别传》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便是时间的错误。

祖芳记云：“传末有‘贞元十九，二月十九日毕，天台最澄封’之字，且搭朱印三个，刻‘比叡寺印’四字。

贞元十九，当日本延历二十（按：或误脱“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