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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惠能生平考证02（第3页）

，而《别传》则谓天监五年（506）刺史侯公表奏智药三藏入内道场供养，“三藏四月初得对，奏为宝林寺”

，时间与奏请者都与《宝林传》不一。

《释氏六帖》引《宝林传》云：“惠能，先天二年癸丑十一月十三日入灭，塔在番禺。”

[12]假如引文不误，就表明《宝林传》不会弄错六祖卒年的干支，《别传》以先天二年为壬子之误，与《宝林传》并不相干。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释，即传法袈裟的真假问题。

一般认为此说出于神会的编造，实际上并无此衣，如此则《别传》（可能取自《宝林传》）的诸多诏书全是伪造，令韬的守衣之责就没有了。

神会攻击北宗的主要论点是“法门是渐，传承是傍”

，而“传承是傍”

的唯一根据便是神秀北宗无传法袈裟，法衣在惠能处。

胡适《荷泽大师神会传》云“此等事也无人可以否证，只好听神会自由捏造了”

[13]。

其实此事很容易证明，到曹溪一看便知。

如若传法袈裟是假，当时在世的名声盖国的普寂为何一言不发？若云曹溪至北地迢迢数千里，无人愿去观其虚实，那就有悖情理了。

当时和尚游方参学已成习惯，神会既然能自北至南，自南返北，别人如何不能？况且此事关系重大，北宗弟子焉能漠不关心，以普寂之声势，派人到曹溪观看又有何难？若此衣是假，神会必不敢妄出此言，因为此事很容易证明。

神会明言衣在曹溪，并以此为据证明惠能是正统六祖，若能证明此事乃一骗局，惠能为六祖又有何据，北宗“传承是傍”

又从何谈起？当时乃至以后北宗弟子始终没有人站出来说此衣是假，可见他们是默认此事的。

《历代法宝记》亦承认传衣，但又编了一个荒谬离奇的故事，云则天太后于万岁通天元年（696）请传法衣供于内道场，后又将此衣赐于智诜，又云：“则天至景龙元年十一月使内侍将军薛简至曹溪能禅师所宣口敕云：‘将上代信袈裟奉上诜禅师，将受持供养。

今别将摩纳袈裟一领及绢五百匹充乳药供养。

’”

[14]一个口敕确实让人没法否证，也可见其作伪之迹。

今《别传》中亦有神龙三年（707）四月二日高宗（应为中宗）敕赐摩纳袈裟一领、绢五百匹事，可见此事为真，只不过让无住一派篡改为衣为彼得之证据。

然景龙元年（707）则天早已退位，如何又有赐传法衣于智诜事？可能智诜得到中宗赏赐的一领袈裟，其后人将此伪称为传法衣，而将中宗赐惠能摩纳袈裟一领事改为“别将”

此袈裟奉上，作为传法衣的补偿和替代物，用心可谓良苦。

因此传法袈裟并非虚设，而《别传》中所录诏书亦应是实，只是由于最澄未见到好的抄本，或只听人讲诵，故文中有许多错误，以至为后人所怀疑。

这也更证明其非伪作，若有意伪造诏书，必然文辞伟丽，典雅通畅，谁会幼稚到编一些文辞不通的句子来伪称诏书的程度呢？而最澄所录自然在唐时，他本人又不会伪造吹捧惠能南宗的诏书，若云本朝人伪造诏书，恐怕不至于如此大胆。

又曹溪原本附录中有肃宗上元元年（《别传》作上元二年，公元761年）请六祖衣钵事及永泰元年（765）代宗还衣之诏书（文字与《别传》基本一致，唯《别传》人名有误），题为“守塔沙门令韬录”

，正见此事非伪。

或说如若传法衣是真，为何神会之前无人提及。

其实《坛经》即明言传衣事，只是一般人不愿承认此乃六祖亲述罢了。

另外以前人所不知亦有缘由，因为法衣是代付一人的密传信物，若非亲受付嘱之人必然不知，故虽在中国传了数百年而知者甚少。

值得注意的是，《别传》仅见于最澄的经录，不见于他书，后世圆珍求法目录中也有《唐韶州曹溪释慧能实录》一本，但此本与其他十四本禅宗传记合为一卷，可见篇幅不大，不可能是《别传》。

《别传》在中国是否流传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宗密《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引《祖宗传记》云：“和尚临终，门人行滔、超俗、法海等问：‘和尚法何所付？’”

[15]“行滔”

，《别传》作“行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