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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惠能生平考证02（第4页）

，形近而音异，当是最澄误书。

宗密所说的《祖宗传记》不知始作于何时，《别传》可能是引自《祖宗传记》。

据《慧能研究》资料篇，至正二十五年刊《景德传灯录》卷五令韬章谓“《宝林传》云，本名行韬，能大师父名，行韬遂改”

[16]，如此“行韬（滔）”

与“令韬（滔）”

都是对的。

依情理论，既然行韬为避六祖父讳而改为令韬，就不宜再用原名，可能神会一系《祖宗传记》的作者不知详情。

《别传》用“行淊（滔）”

而不用“令韬”

，可能是过于相信神会一系的说法，而不愿采纳《宝林传》之说。

宗密除引《祖宗传记》外，是否见过《别传》，难下定论。

《宋高僧传》《传灯录》《传法正宗记》皆云六祖遇到刘志略在得法之前，此皆与《别传》一致。

然而这一说法当是始自《宝林传》未必是《别传》。

又柳宗元《碑铭》、刘禹锡《碑铭》皆云六祖百有六年而谥，而柳碑作“元和十年”

诏谥大鉴，刘碑云“元和十一年”

。

按柳碑云“扶风公廉问岭南三年，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称号，疏闻于上，诏谥大鉴禅师”

，扶风公即马总，元和八年以桂管观察史任岭南节度史，从元和八年（813）十二月至元和十年（815）十月不足两周年，不可称为“三年”

，因此刘碑云元和十一年（816）为是。

《坛经》两卷本（惠昕本）亦云元和十一年（816），当是柳碑“十”

下误脱了“一”

。

从先天二年（713）至元和十一年（816）为一百零四年，如何会是百有六年呢？柳、刘二人皆为当世大文豪，又受请撰写碑铭，自然不会不知六祖灭度之年，按理也不应出此差误，实不可解。

但联系《别传》，这一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别传》中原有“先天二年壬子岁灭度，至唐建中二年计当七十一年”

之语，自建中二年（781）至元和十一年（816）应为三十五年，如此元和十一年至先天二年应为百有六年。

大概谪居湖南的柳宗元见《别传》此语，未曾细究，依之推出六祖灭度后百有六年而谥，不知《别传》之误。

刘禹锡又依柳碑之说，以讹传讹，此皆《别传》错失之“流毒”

。

六祖生卒年月诸书皆同，未尝有异说，若言柳、刘二人误认为六祖景云二年（711）灭度，可能性很小。

印顺法师早已指出《别传》对此的影响[17]，但他并未订正柳碑的错误，仍作元和十年（815），自先天二年（713）至元和十年（815）只有一百零三年，即便加上《别传》二年的误差，也只是百有五年，不可谓百有六年。

这是《别传》在中国流行的唯一证据。

元和上距《别传》写成不过十余年，是故当时尚能得见。

其后由于其错误太多，矛盾百出，故在中国不再流传。

《别传》云咸亨元年（670）时六祖三十岁时至曹溪，咸亨四年（673）三十三岁居宝林寺，咸亨五年（674）正月三日往至黄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