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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坛经诸版本考释（第8页）

《略序》述六祖事，至从广州归宝林后止，正与曹溪原本开头“时大师至宝林”

衔接。

奇怪的是，《略序》无一字提及《坛经》，只是详述了曹溪原本所未载的六祖身世、历史及所居曹溪宝林寺的历史传说和地理景况。

可能法海原意只是补述与《坛经》有关的一些史料，使人对六祖的历史和思想得到全面的理解，并不愿对六祖宗旨妄加评述。

“略序”

之名，可能为令韬所加。

如此曹溪原本第一部分，即前五门，为六祖亲述，法海集记，此本所述最为翔实，错失最少，是最好的记录本。

第二部分，即后五门，为法海、令韬两人编著。

敦煌本、两卷本（惠昕本）亦有但较略的南北顿渐、法门对示等可能为法海记录整理而成，故也为其他弟子（如神会）所录。

他本所无的参请机缘、唐朝征召可能是令韬后来编著的，其他大弟子皆已离开曹溪，故不得见。

付嘱流通比较复杂，可能先经法海编撰，后又经令韬改编补充。

参请机缘收录了法海、法达、智常、志道、行思、怀让、玄觉、智隍、玄策等诸大弟子的史事，还讲到了得法后遇刘志略及无尽藏和六祖晚年收弟子方辨等事。

此门将法海列为诸弟子之首，显然并非法海所著，而且其中讲诸弟子时提及六祖身后时事，显然是后来编著的。

法海是受命于六祖分化一方的十弟子之首，六祖灭度后即离开曹溪，不可能留下来编著此门，分化各地的弟子都会将情况告知祖庭，有关六祖及其弟子的记载此处也应最多、最可靠，故令韬得到的材料最翔实，具有编订《坛经》的便利条件。

唐朝征召与后面的附记相应，附记中的一部分是征召的补充，因此这一部分也是令韬所著。

曹溪祖庭必然保存着诏书原文及有关此事的详细记载，故只有令韬才最有条件编写此门。

曹溪原本其他门也经令韬改编、订补过，如南北顿渐门讲到神会天宝中大弘顿教、著《显宗记》，此事显然是由令韬补充的。

此本由令韬编著的一个重要证据便是无一字提及令韬本人，其他主要弟子则皆有著录。

但正文中并非与令韬毫无关系，如付嘱流通末有“主塔侍者尸之”

之语，这个主塔侍者显然是指令韬，附记后题“守塔沙门令韬录”

便是明证。

这表明令韬是很谦逊的，也表明令韬当了不少年的六祖侍者，《传灯录》云其“依六祖出家，未尝离左右”

与之可以互证，由此可知付嘱流通门也是经令韬编订过的。

从曹溪原本附记来看，此本虽在令韬生前业已定稿，但又经其门人改订过，其中的七十年预言便显然是后来混入的。

曹溪原本称六祖“又云：‘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萨从东方来，一出家，一在家，同时兴化，建立吾宗，缔辑伽蓝，昌隆法嗣’”

，这一“又云”

显然是后来伪作的。

因为这一预言是讲法传何人的，前文明言“有道者得，无心者通”

，可见六祖并未肯定是哪些人得法，而此一“又云”

列于“后莫有难否”

之问后，菩萨东来怎么能是“难”

呢？可见伪作者并未细思便将此预言插入本文中，结果不伦不类。

其他如“汝去三年，吾方逝世”

与二十四岁说不合，也是后人衍入。

通过对敦煌本和曹溪原本的考证，可以进一步来看与二者都有关的两卷本（惠昕本）。

一般都把两卷本称为惠昕本，因为兴圣寺本前有序，题为“依真小师邕州罗秀山惠进禅院沙门惠昕述”

，但一旦细究此本前面的《序》和《记》，便可发现这种说法仍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