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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神会早期史事及其在六祖门下的地位（第14页）

其实六祖之言甚明，道是“汝等不同余人，吾灭度后，各为一方师”

，法海等大弟子一闻知意，留在六祖身边更受教诲，神会未加细思，执著于“今已得到，且无滞留”

，急切求去，六祖见机缘未到，其意难回，只得长叹一声，任他自去了。

后法海等终得六祖之法，并闻西土传承，又编订《坛经》以记其事，神会却终因不明西土传承而有妄语之过。

这并非六祖心存偏私，故轻神会，实由其本人之未悟，因缘之已定。

令人遗憾的是，近代学人由于不明神会在六祖门下的真正地位，对其过于迷信，以至于对玄觉、法海所传闻自六祖的二十八祖说颇多怀疑，而以为神会之时二十八祖说尚未产生。

其逻辑则是，神会为六祖嫡传弟子，既然神会未闻二十八祖说，自然其说不可能出自六祖，而恰恰未曾发现其前提根本不能成立。

西土传承并非六祖未说，只是神会未闻而已，不能由神会未闻反推出六祖未说的结论。

由于一般学者至今不肯接受笔者硕士论文中的观点，不愿承认曹溪原本《坛经》的早出及二十八祖说始自六祖，故而只能将《宝林传》之二十八祖说与敦煌本《坛经》祖统说相比较，辨明其是非先后。

敦煌本二十八祖说显然是自八代说扩充而成，且显得更为杂乱。

法如一系引远公序说明西土传承，其说简易却无大误，神会对之进行发展，更引经文本序说明上代宗承，却犯了误认先代达磨多罗为后世达摩多罗的大错，且将千年传承固定为八代，不合史实情理，反不如概说略言为佳，然神会之说并不自相矛盾，且亦有经典为据（虽是理解有误）。

继之而起的敦煌本说是将八代说一分为二，在末田地与舍那婆斯之间强行插入商那和修至师子比丘二十代，这种割裂和安插都是毫无根据的。

八代说虽然不准确，但诸师前后顺序无误，只是后几代间隔太远，而敦煌本说将本无间隔的末田地与其师弟舍那婆斯（商那和修）强行分开，硬在其间插入二十代，极为荒谬无理，且如此一来，又导致舍那婆斯与商那和修、优婆鞠多与优婆崛（同名异译）的重复，分二人为四人，且同一个人前后竟相差二十代，岂不可笑！

其中间插入的二十代亦无根据，若云出自《付法藏传》，自商那和修至师子比丘应为二十一代，尚有弥遮迦，不应是二十代。

在截取八代说之后四代时又误将须婆蜜多与僧伽罗叉位置颠倒，这可能是无心之误。

总之，其荒谬可笑之程度较八代说更甚，实是每况愈下。

不愿放弃八代说，是出于对祖师的尊重，而既然如此，为什么又加以变易呢？如果说是由于千年只有八代不合情理，那么为什么不接受早就存在的五十代说，偏偏选择二十八之数呢？推测其缘由，或许是当时《永嘉证道歌》已然流传到北方，其中明言“第一迦叶首传灯，二十八代西天记”

，因此神会门下得知西土传承是二十八代，而非八代。

要想不放弃八代说，同时又扩充为二十八代，就只能东拼西凑，费尽周折。

八代说虽然疏简，却代表了大迦叶至达摩多罗的千年传承，与二十八代说所涵盖的历史周期是相同的，因此不可能将其作为一个整体移植到二十八代说中，只能对之进行分解。

众所周知，大迦叶、阿难、末田地、舍那婆斯（商那和修）、优婆崛多是公认的前后相承的前五代，或除去末田地为前四代，婆须蜜多与优婆崛多隔了数代，僧伽罗叉本不在持法者世系之中，但确有其人，为迦腻色伽王时有部宗匠，从时间上看与婆须蜜差了许多代，若为保持世系的完整，理当从婆须蜜或僧伽罗叉处分解，再据《付法藏传》补足世系，然而如此一来，师子比丘至达摩多罗之间的祖师就无法确定，且《付法藏传》以末田地为庶出，不计在世系之内，而八代说二人俱有，并将末田地列入世系，使这些相互矛盾的东西合为一体，即令如来现世也无法做到。

如果前二十四代依《付法藏传》，且补入婆须蜜和末田地（不以其为庶出），使师子比丘为二十五代，如刘禹锡《牛头山第一祖融大师新塔记》一样，那么师子比丘至达摩多罗之间的传承还是无法解决，若依原本《坛经》，置婆舍斯多、不如蜜多、般若多罗于其间，一是僧伽罗叉无法安置，神会“菩提达摩西国承僧伽罗叉”

[39]之说就会落空，二是由于神会误将师子比丘大弟子达磨多罗作为其四传弟子达摩多罗，且明确推出般若蜜多罗（不如蜜多）为达摩弟子，又怎么能够再将其作为上代祖师呢？而且这样一来就要变成二十九代，不合二十八之说。

若非如此，又如何在师子比丘与达摩之间补造一个上承师子、下承僧伽罗叉的名字呢？

因此，为了避免上述问题，神会后人只能舍弃最合理的分割方法，而是硬在末田地与舍那婆斯之间插入二十代，如此保持了八代说后五代的完整性且保留了全部八位祖师，又在整体上凑成二十八之数，似乎两全其美。

但这是通过巧妙地利用舍那婆斯与商那和修、优婆崛与优婆鞠多译名不同而拼凑成的世系，只能蒙骗外行，且无故删去弥遮迦（不是误脱），颇有削足适履之感，曲意作伪，不足为训。

与此同一类型的还有《历代法宝记》的二十九代说（有弥遮迦）、宗密的二十八代说（前二十三代一如《付法藏传》，后四代同八代说，改须婆蜜为婆须蜜）等。

此伪二十八代说之所以未受《宝林传》所载世系说的影响，是由于不愿、不能放弃神会，不能判定敦煌本产生于《宝林传》及原本《坛经》之前。

宗密时代《宝林传》祖统说已然遍行天下，但他同样保留伪说，可为一证。

神会幼年学道，秉性聪明，南北往来，求法心切。

其志可嘉，其功难没。

而他又好弄智巧，溺于知见，峻烈而伤及宽宏，机辩而有损诚朴，定祖之功皆见，固己之迹难掩。

总其一生，功过参半，不可心存偏激，只述一端。

[1]胡适：《荷泽大师神会传》，见《胡适文集》，第6册，47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2]胡适：《胡适文集》，第6册，44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3]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144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