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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永嘉玄觉的禅学思想与二十八祖说的缘起（第14页）

及“三乘五性，人天因果”

[23]，显然来自玄觉“龙象蹴踏润无边，三乘五性皆醒悟”

之句。

虽然可以肯定《证道歌》为玄觉的作品且其对后世禅宗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但它的普遍流行却较晚，大概直到安史之乱以后才开始流传四方。

在北方，由于神会提出八代说，不明真相的道俗都误认为这是六祖南宗的正传，因此倡导二十八说的《证道歌》就势必难于流传。

但又因八代说明显荒谬，虽然后来神会影响日巨，言说布于天下，其西土传承说却未曾得到后人的信奉。

等到乾元元年（758）神会去世以后，被压制已久的二十八代说很快就流传开来，逮至大历年间时，二十八代说就成为普遍奉行的正说，取代了神会所妄造的八代说。

胡适以为，二十八代说最早出现于大历九年（774）后出现的《历代法宝记》（见《致柳田圣山书》）。

杨曾文先生认为，敦煌本《坛经》约出现于733年至801年间[24]。

独孤及大历年间所作的《镜智禅师碑铭》有“二十八劫（世），迭付微言”

之句。

卒于大历初年的李华作《故左溪大师碑》，有“如是相承，二十九世”

之语。

《曹溪大师别传》有“西国经二十八祖”

之说。

作于贞元十七年（801）的《宝林传》则详细叙述了二十八祖史事。

独孤及为北宗的信徒，他在《镜智禅师碑铭》中虽然称“忍公传惠能、神秀”

，承认惠能的地位，但又云“能公退而老曹溪，其嗣无闻焉”

，根本不承认名满天下的神会为惠能的弟子，却又推崇普寂及其弟子宏正，云是“秀公传普寂，寂公之门徒万人，升堂者六十有三，得自在慧者一，曰宏正。

正公之廊庑，龙象又倍焉，或化嵩洛，或之荆吴。

自是心教之被于世也，与六籍侔盛”

。

李华晚年隐居江南，“事浮图法”

，从学于径山道钦，在其所撰《润州鹤林寺故径山大师碑铭》中称“弟子尝闻道于径山，犹乐正子春之于夫子也”

，自列于牛头门墙，因此他在《故左溪大师碑》中叙述禅宗传承不是没有道理的。

李华一方面以牛头宗门人自居，并以鹤林玄素为牛头第六祖，与宗密将牛头慧忠列为牛头宗正传不同，一方面又推崇作为牛头宗之源的禅宗，而在禅宗之中又特别强调北宗的正统地位，如其《润州天乡寺故大德云禅师碑》中云“自菩提达摩降及大照禅师，七叶相承，谓之七祖”

，《故左溪大师碑》称“如是相承，二十九世，至梁魏间，有菩萨僧菩提达摩禅师传楞伽法，八世到东京圣善寺宏正禅师，今北宗是也”

，又将普寂弟子宏正列为第八代，与独孤及相同。

李华《故左溪大师碑》又称“又达摩四世至信禅师，信又授融禅师，住牛头山，今径山禅师承其后也”

，此径山禅师当为径山道钦，这表明此碑作于李华晚年，在其皈依道钦门下之后。

据实论之，只其待其晚年贬至杭州之后，才有可能接触以江浙为根据地的天台宗人。

因此，李华《故左溪大师碑》所述西土传承颇具代表性。

首先，他受左溪弟子之请撰述碑文，其中自然代表天台宗的观点，至少须为天台宗人所认可；其二，由于玄朗与永嘉玄觉交好，其材料来源当包括南宗一派，是故其中又暗含了禅宗的观点；其三，李华身为牛头宗门人，其说自然也是牛头宗所持的传承；其四，李华又特别推崇北宗，以北宗为禅宗正传，是故其说可能也为北宗所赞同。

《曹溪大师别传》综合了南宗令韬一系与神会一系的说法，而《宝林传》则代表了南岳一系的观点。

如前所述，可知大历年至八世纪末期禅宗保唐系、神会系、北宗、牛头宗直至天台宗都接受了二十八代（或二十九代）说。

这当然是由于六祖临终宣示及玄觉《证道歌》的举扬，表明在二师卒后数十年间，二十八祖说已然流传开来，并且得到各家各派的承认。

如果不承认这一说法，认定二十八祖说出现很晚，且直到晚唐、五代时才得到公认，那么谁又是二十八祖说的始作俑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