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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古代中国与西方的历史概论（第1页）

第一节古代中国与西方的历史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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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代中国历史概论

（一）夏商西周时期的中国古代早期国家

夏商西周时期是中国古代的早期国家时代，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至深至远。

这一时期尤可注意的大事件是：（1）氏族时代过渡至文明时代，早期国家形成；（2）蕞尔小邦周取代大邑商，确立政权，周人的典章文物奠定了华夏文化的基础。

这两件大事均可谓早期历史时期的重大转型事件，然而，考察其内在变化，却发现在变革当中蕴涵着延续。

孔子说“殷因于夏礼，其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其所损益可知也”

[1]，在孔子看来，夏商周的历史交替，并不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是继承式的发展。

由“损益”

来概括这一时期的变化和延续，十分恰当。

就社会结构和政权的组织形式来说，国家已然确立，它凌驾于过去的氏族组织之上，与氏族时代显示出巨大差异。

但是，氏族时代浓厚的血缘关系却不仅未随国家的产生而消亡，反而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大量衍生，使得早期国家和氏族时期难以截然不同；就社会文化的发展来说，周人灭商，不再迷信商人天命恒长的观念，表现出与殷商文化的显著差别。

但周人却又承袭了商人的天命，经过加工改造，将商人的命定之天改造为道德之天，从此走上了以人心体察天意的道路，对中国历史、华夏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因而，这一历史时期确乎为历史发展的裂变时期，但裂变并非历史发展的断裂，而是延续构成了另一发展主题。

1.由氏族向国家的转变

中国古代的氏族时代滥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经过新石器时代到夏商时期有了比较充分的发展，至西周春秋时期社会上大量涌现宗族，氏族时代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氏族时代在战国时期临近尾声，随着秦王政统一六国，标志着氏族时代的终结。

有关氏族向国家的转变，国内学者的研究多依照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展开。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阐述了由氏族社会进入国家的三种模式：第一，由氏族组织直接演变为国家，这一模式的典型体现为雅典；第二，通过部落征服进入国家阶段，这一模式的典型体现是德意志；第三，由家长制家庭转化进入国家，这一模式的典型体现是罗马。

恩格斯还说雅典国家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

恩格斯还指出，判断国家的产生主要有两个标准：一是公共权力的设置，一是按地区划分国民，即不依亲属集团而依共同居住地区为了公共目的来划分人民。

[2]在恩格斯看来，地域关系冲破血缘关系，从而替代血缘关系，是进入国家的标志。

国家产生之时，也就是氏族血缘钮链瓦解之时。

恩格斯的有关论述对中国的古史研究产生很大影响。

然而，考察中国古代由氏族向国家转变的过程，则发现中国古代在进入国家之时，却有着不同于希腊、罗马的独特道路。

其独特性表现为进入国家后，血缘锁链并未被地域关系所替代，反而是拖着浓重的血缘关系进入国家，血缘家族在当时发挥着极为重大的作用，这在夏、商、周三代的历史进程中都有清晰的体现。

夏商时期，社会的主要组织形式是氏族。

氏族继续作为社会上的基本生产单位而不断壮大。

甲骨卜辞里面有不少关于商代氏族的记载，可以说离开氏族就无从探讨商代的社会组织和社会面貌。

周初分封时，曾以“殷民七族”

封赏鲁公[3]，表明这七族都是商王朝的主要劳动力。

关于夏商时代氏族的基本情况，司马迁曾经进行过综述。

《史记·夏本纪》记载：“禹为属长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

《史记·殷本纪》记载：“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