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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古代中国与西方的历史概论（第13页）

例如，战国时期赵国与周边少数族的关系既有争斗又有融合。

赵国被中山、燕、林胡、楼烦、东胡等少数族国家包围。

特别是中山国，本为白狄之一支，战国时期力量强大，为赵的心腹之患。

赵武灵王即位（公元前325年）后，他的目标是“兼戎取代，以攘诸胡”

，但情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在继位18年后，他放弃了中原传统的衣冠制度和作战形式，开始学习北方游牧族军事上的优点，推行“胡服骑射”

，改中原地区的宽袖长袍为短衣紧袖、皮带束身、脚穿皮靴的胡服，适应了骑战的需要。

赵武灵王决心施行胡服骑射之时，曾咨询臣下的意见，肥义即以“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国”

[79]，古代的圣贤舜禹亦不以正宗自矜而吸收少数族文化，采纳少数族礼俗来鼓励灵王推行改革。

赵武灵王及其臣下在众人反对的情况下，能够对中原正统文化进行改革，吸收少数族文化因素，实是战国时期民族文化融合的典型范例。

从春秋初的上百个邦国，到战国时期而为十几个大国，表明地区性的统一已经完成。

这种区域性的融合，为华夏族的整体融合，提供了可能。

在争斗与融合中，一个新的民族华夏民族形成了。

在现实的层面上，华夏民族的融合已然完成，但各族属之间在心理上、观念上的相互认同更为重要。

唯有心理上、观念上的相互认可，地域的融合、统一才能够稳固，才能够禁得起历史风雨的考验。

春秋战国时期在古史记述领域出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将本不相干的族属重新组织、编排，使得他们看上去好像原本就是一个统一体。

具体来说，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史将原本不相统属的各个族属的始祖追溯为一家，从而造成所有不同族属皆有共同祖先的事实。

在这一方面，战国时期所造成的两大始祖就是颛顼和帝喾，进而在他们之上，又有共同的祖先——黄帝。

共同始祖的追认，在事实上为各族群心理方面的认同提供了最大的可能。

经过战国时人的改造，两大系统基本划清，属于颛顼系统的有楚、秦、赵、越、匈奴、齐，属于帝喾一系的则有商、周，如是，融合的任务基本完成。

“但他们还觉得不满意，以为这两枝必须并到一干上才好”

[80]，即两个始祖还不完善，必须归于一个祖先才算完满。

于是，黄帝应运而生。

与孔门七十子及其后学密切相关的《五帝德》中，记载孔子的学生宰我向老师询问颛顼和帝喾，孔子说：“颛顼，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

这是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的一支；帝喾则是“元嚣之孙，蟜极之子也”

。

《帝系》又说“黄帝产元嚣，元嚣产蟜极，蟜极产高辛，是为帝喾”

。

这是黄帝生元嚣，元嚣生蟜极，蟜极生帝喾的另一支。

这样，“颛顼和帝喾就成了同气连枝的叔侄。

两千余年来，大家都自以为是黄帝的子孙，原因就在这里”

。

两大系统终于合二为一，全部出于黄帝这个共同的祖先了。

不但如此，战国时人还“把四方小部族的祖先排列起来，使横的系统变成了纵的系统……这样一来，任何异种族异文化的古人都联串到诸夏民族与中原文化的系统里”

。

[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