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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古代中国与西方的历史概论02（第3页）

首先，秦帝国确立了“皇帝”

称号；其次，中央政府设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是最高的行政长官，辅佐皇帝处理全国政务，太尉掌管军事，御史大夫掌管监察。

三公皆对皇帝负责，由皇帝任命。

地方政府废除封建，实行郡县制。

郡的长官称郡守，县的长官称县令，其任命、升迁、赏罚全系于皇帝一人之手。

这样，各级官吏废除了世袭制，从制度上有效防止地方上形成累积的宗亲与贵族势力，与中央相对抗，郡县制是秦朝吸取了周朝诸侯征伐、政令不畅的历史教训，而推行的新的中央集权形式的管理体制。

如李斯所言：“天下无异议，安宁之术也。”

[91]从此郡县制成为中国地方管理体制的定制，有效地维护了中央集权与国家统一。

此外，为了巩固政治上的统一局面，秦帝国在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也颁布了诸多政令。

秦朝政府“一法度衡石丈尺”

[92]，“同律度、量、衡”

[93]。

度、量、衡与货币的统一，为扩展经济发展空间与经济交流提供了制度保障。

古代的两轮车在松软的土地上会留下很深的车辙，车子顺着同样宽度的车辙行走才更为便利。

秦政府下令“车同轨”

，全国车子的轴距相同，方便了各地的交通运输往来，有力地保障了经济的集中化。

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秦帝国修筑了以首都咸阳为中心，通往各地的驰道。

“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

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

[94]秦帝国修筑驰道的直接目的是为了便于皇帝出行，巡视天下，但客观上也起到了加强国家统一，便于交通的作用。

战国时期，各国文字写法不同，不但妨碍政令的执行，也不利于各地人们的经济文化交流。

秦朝建立之后，文字的统一与标准化工作迅速提到国家日程上来。

秦始皇下令“书同文字”

[95]，以秦国使用的小篆作为全国的标准文字。

同时，令李斯、赵高、胡毋敬分别用小篆编写了《仓颉篇》、《爰厉篇》、《博学篇》，作为小篆标准的范本，发布全国，推广使用。

小篆通行之时，又出现了比小篆更加简便的新书体——隶书。

无论后来汉字的字体怎么变，但汉字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载体没有变，作为维系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没有变。

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秦朝这种新的统一文字是所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能阅读并理解的，尽管他们所操的方言常常彼此听不懂。

这种文字对中国后来的民族统一，对中国文化对整个东亚的影响来说，其重要性是不难想象的。”

[96]

秦的统一，起初虽然是以武力实现的强制性的政治统一，而这种统一顺应了广大人民渴望统一与和平的愿望，由诸多制度开创的“大一统”

的政治认同，逐渐转化为普遍的文化认同，由此上升为自觉的精神认同。

中华民族“天下一家”

的统一精神由此蓬勃而兴。

有了这种自觉的“统一”

精神认同感，秦以后，中国历史上虽然经历了分裂的苦痛，但是统一时期远长于分裂时期，主张统一的势力远大于分裂的势力。

从世界意义上来说，北方蛮族的入侵给亚欧大陆各民族造成了深远影响，甚至摧毁了古罗马文明，欧洲分裂为若干个小国。

但在中国却出现了完全不同的结果，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发展进程一直没有中断。

2.汉帝国中央集权的加强及与西方的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