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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古代中国与西方的历史概论02（第4页）

公元前202年，刘邦战胜项羽，建立了大一统的汉帝国，彻底粉碎了六国诸侯后裔企图重建封建的梦想。

汉武帝时期，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儒家思想被定为一尊。

儒学的复兴，与汉人总结秦亡的经验是分不开的。

秦王扫六合，无人能抵御，其帝国大厦将倾，亦无人能扶，可谓“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

[97]。

强秦短命而亡，为汉代儒家的翻身提供了最正当的理由。

坚守儒家理想的陆贾，在汉高祖面前不厌其烦地劝说，国家应该推行儒家的仁义教化思想。

“秦二世尚刑而亡。

故虐行则怨积，德布则功兴，百姓以德附……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

[98]另外一个理想主义者贾谊，著《过秦论》，详细阐述了“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的道理。

但陆贾、贾谊不懂变通，再加上汉初形势的制约，他们的呼吁效果并不理想。

另外一个儒者叔孙通没有正面劝帝王接纳儒学，而是采取为汉制定朝仪的方式，使汉高祖切身体会到儒学带给皇帝的尊贵与荣耀。

高祖与群臣在长乐宫以叔孙通所制朝仪，行君臣之礼，“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

。

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99]可见，朝仪对于维护皇帝的权威，起到了制度化与规范化的作用，深得皇帝喜爱。

叔孙通以迎合统治者的手段博取功名，被有的儒家学者视为叛逆，但叔孙通更懂得如何与没有文化教养的统治者合作。

他的做法比陆贾、贾谊更有成效，在客观上推动了汉帝国对儒学的重视。

汉高祖过鲁，“以太牢祠”

孔子，开历代帝王祭祀孔子之先河。

这不能不说，汉高祖心目中的儒家形象正因叔孙通的出现而改变。

司马迁评价叔孙通曰：“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

[100]，此诚为不虚之论。

如果说叔孙通为汉家制定礼仪，引起了统治者对儒家的另眼相看，那么，董仲舒对儒学的理论改造，则为统治者准备了治国理论。

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主，又吸纳了阴阳家、道家、法家等学说，融摄自然与社会，天道与人道，架构了一种宏大的宇宙社会与人生体系的新儒学理论。

这个具有兼容性的新儒学围绕大一统的政治学说，包含神权与君权的关系，伦理秩序、文化秩序以及思想统一的意义等国家长治久安的大问题。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举行大规模的举贤良对策，在众多儒生中，董仲舒脱颖而出。

董仲舒建议汉武帝：“《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101]这段话出自董仲舒上书汉武帝的《天人三策》，明确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建议。

董仲舒以《春秋》大一统作为吸引皇帝的亮点，提出思想领域的统一问题。

意在表明百家之学不能齐头并进，要独尊“六艺”

之儒学。

汉武帝毅然采纳了董仲舒的提议，“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