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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专论（第2页）

《管子·海王》篇讲到设置铁官的时候谓“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

，并且强调“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

，可见当时的人已经认为“天下”

没有不用铁制的耒耜铫等农具进行耕作者。

战国中期奉行农家的许行“负耒耜”

到滕国，孟子曾经问他“以铁耕乎”

，并且肯定其农具并非许行自己制造，而是“以粟易械器”

（《孟子·滕文公》上）而得到的。

可见当时铁制耒耜应当是相当普及的。

这对于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论语》记载，春秋末年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曾在途中遇见“长沮、桀溺耦而耕”

，一边说话，一边干活，“而不辍”

（《论语·微子》）。

长沮、桀溺的这种耦耕[2]，应当是手执铁制的耜所进行的劳作。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农具和铁器已经普遍使用。

南方地区，特别是江浙一带，几乎达到了家家可以制作农器的地步。

《考工记》谓“粤之无镈也，非无镈也，夫人而能为镈也。

燕之无函也，非无函也，夫人而能为函也。

秦之无庐也，非无庐也，夫人而能为庐也。

胡之无弓车也，非无弓车也，夫人而能为弓车也”

，郑注“言其丈夫人人皆能作是器，不须国工”

，说明农具制作技术已经比较普及。

浙江永嘉曾经发现一批春秋战国之际的农具有铜铲、铜和铜耨。

这些农具皆有使用痕迹，证明是当时的实用之物。

这些青铜农具，还具有地方特点。

例如所发现的铜耨，全器呈箭镞形，为双合范铸制，正中为方銎，中空，上端正反两面各有一钉孔。

其下端器身分两股向后斜出。

两股的正面均施纵线纹，反面则光素无纹，后缘为钝边，前缘有刃。

关于耨，《吕氏春秋·任地》篇有载，谓其为“间稼”

所用，为耘田除草的农具。

永嘉所出土的耨，体薄、有小方銎，两刃斜出，特别适合在水田中除草所用，适应了“涂泥多草秽”

的南方地区稻作农事的需要。

1977年苏州也发现了一批春秋战国之际的青铜农具，包括铜锄、铜镰、铜犁等，其中的五件铜锄有两件形似马蹄，弧刃，上端一面有横梁相连，一面开口，锄高9.6厘米，顶宽12厘米；另有三件，上端两面都开口，锄高7.8厘米，顶宽11.9厘米。

这种锄中间开口，可以除止泥涂粘连，很适合在水田里面除草所用。

安徽贵池所发现的春秋战国之际的青铜器中有铜斧、铜铲、铜耨、铜蚌镰等农具。

其中的四件铜耨的形制与浙江永嘉所发现的类似，只是全器呈不规则的菱形。

耨的銎在正中，有弧形隆脊，銎端的两股刃亦斜出，正面也有突起的纵线纹，为南方水田耘草的用具，使用时可以不粘泥土。

所发现的铜蚌镰，形似蚌壳，长8.5厘米，腰宽3.5厘米，深1.5厘米，底部有两个圆孔，可以将镰捆缚于手上割取谷穗，是相当轻便实用的农具。

这些农具的发现，证明郑玄所谓江浙之地“铸冶之业，田器尤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