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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专论（第15页）

春秋战国时期是华夏族形成的重要时期。

西周末年，周王朝的史伯曾谓“王室将卑，戎狄必昌，不可逼也”

[40]，认为周王室的衰落与诸少数族的兴起是并行不悖而且其间有所关联的两个事情。

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族与诸少数族加快了相互融合的速度，各族间频繁往来，经济发展上相互补充，文化上相互吸收精华，在政治上许多少数族的国家并入泱泱大国的版图，使得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有了更便利的条件。

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剧烈动**和迅速发展，诸少数族都或多或少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向华夏族诸国靠近，创造出辉煌灿烂的诸少数族的经济与文化。

并且对于整个华夏族也产生着重要影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西周春秋时期诸少数族与华夏族的互动影响。

而从这个影响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华民族那种博大的胸怀和兼容精神。

总之，历经夏商周三代的发展，以华夏族为主体的诸族逐渐融汇，相互交流，使得华夏族不断发展壮大。

这不仅为秦汉大帝国的出现奠定了社会成员构成方面的基础，而且华夏民族精神也在这个过程中得以锤炼，再经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思想精英的总结与升华，可以说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在先秦时期已经基本形成。

（二）华夏诸国对诸少数族的政策

兼容并包的民族精神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夏族各国的理念中有很好的体现。

春秋时期有远见卓识的人物往往采取“和戎”

的政策对待诸少数族。

史载春秋初年，鲁隐公曾经“会戎于潜，修惠公之好也”

[41]，尽管鲁隐公这次拒绝了戎人与鲁盟誓的请求，但是鲁惠公、鲁隐公相继跟戎保持友好，则还是可取的做法。

鲁隐公二年（前721年）秋天，鲁还是答应了戎的请求而与之盟誓于唐（今山东曹县东南），并且于鲁桓公二年（前710年）鲁桓公“及戎盟于唐，修旧好”

[42]，与戎的关系更近了一步。

晋悼公曾经主张出兵攻伐戎族，谓“戎、狄无亲而好得，不若伐之”

[43]，大臣魏绛却提出晋应当采取“和戎”

的政策，他说：

魏绛所有这些说法的出发点，显然是晋国的利益，但是在客观上对于晋境诸少数族的发展也是有利的。

魏绛曾受命招抚晋境诸少数族，使晋国有了比较安定的后方，这对于晋国霸业的继续发展有着积极意义，正如魏绛所谓“夫和戎、狄，国之福也”

[45]。

晋卿栾武子采取“和戎”

的政策，使得“戎、狄怀之”

[46]，就被晋臣传为美谈，晋悼公自己也曾经对魏绛说：“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八年之中，九合诸侯。”

[47]肯定和戎政策的卓著成果。

从晋国历史发展看，诸戎族确曾作出了很大贡献。

戎族君长戎子驹支曾谓戎族曾经全力在晋境开发土地，并且以此为根据批驳晋卿的无理指责。

他谓“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诸戎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以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

[48]。

居住于晋境的戎族受华夏文化熏陶，已经有了相当水平的发展，史载戎子驹支朝晋的时候，在据理力争以后，“赋《青蝇》以退”

[49]。

《青蝇》是《诗经·小雅》中的诗篇，其中有句谓“岂（恺）弟（悌）君子，无信谗言”

、“谗人罔极，构我二人”

之句，戎子驹支赋此诗，相当恰当地指出晋卿信谗而毁弃与戎交好政策的错误，实际批评了晋卿，但又给晋卿留些面子，只言其为谗言所致。

戎子驹支对于诗句意蕴的掌握相当深刻，其文化素养不在一般华夏族国家贵族之下。

戎族对于周的各种礼仪并不陌生。

例如，史载鲁隐公七年（前716年）“戎朝于周，发币于公卿，凡伯弗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