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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专论（第6页）

，注引郑司农说有“六谷”

的提法。

对于农作物与环境、气候的关系，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有了更多的认识。

《周礼·职方氏》曾经遍数九州各个区域适宜种植的谷物种类，谓扬州和荆州“其谷宜稻”

；豫州和并州“其谷宜五种”

，即黍、稷、菽、麦、稻；青州“其谷宜稻麦”

；兖州“其谷宜四种”

，即黍、稷、稻、麦；雍州“其谷宜黍、稷”

；幽州“其谷宜三种”

，即黍、稷、稻；冀州“其谷宜黍、稷”

。

这个排列表明当时的人对于各类谷物所适宜的土壤、气候条件等，都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的认识。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适宜种稻的区域除了南方地区的扬州、荆州以外，还有北方地区的豫州、青州、兖州、幽州和并州。

这一方面说明北方地区的气候条件当时还比较温暖湿润，另一方面也说明北方地区水利灌溉事业比较发达，所以许多地区也可以种稻。

春秋战国时期的农作特别强调不误农时。

《吕氏春秋·审时》篇曾经总结了各类粮食作物这方面的情况，这里可将其所述关于稻、菽两种作物适宜农时种植和违背农时种植的不同结果的描述称引如下为例证：

得时之菽，长茎而短足，其荚二七以为族，多枝数节，竞叶蕃实，大菽则圆，小菽则抟以芳，称之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虫。

先时者，必长以蔓，浮叶疏节，小荚不实。

后时者，短茎疏节，本虚不实。

按照合适的农时而播种的菽会豆粒圆大，重量充足，做出饭来有香味，还不生虫。

如果提早种植，则会徒长蔓叶，豆粒小而瘪。

如果误了农时，则会菽茎短，生长不良。

《吕氏春秋·审时》篇总结不误农时的经验说“得时之稼兴，失时之稼约”

，是相当正确的。

对于农时的重视，直接促进了历法中二十四节气概念的完善。

春秋时期已经有了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八个节气，到了战国末年，二十四节气的大部分名称已经见诸《吕氏春秋》一书。

春秋战国时期的有识之士往往强调不违农时，劝谏统治者不要违背农时而随意征发民众赋役。

《管子·山国轨》篇主张“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敛实，冬二十日不害除田。

此之谓时作”

。

所谓“时作”

，即依农时而劳作。

荀子说：“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

[19]不仅强调农作当遵守农时，而且捕鱼伐木诸事也必须遵守一定的时间。

孟子曾谓“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

……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田之家，可以无饥矣。

……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

[20]，充分说明了“农时”

对于农耕生产和国家稳定的重要，与民众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战国初年魏国的生产力水平，李悝“作尽地力之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