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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中西古代史学概论04（第3页）

是他在《历史》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一句话。

然而，他仍然将他并不相信的史料作为自己的叙述史的素材，把这样做看作是自己的“职责”

。

这显然是早期希腊史学所特有的一种朴素、客观的处理方法。

到了修昔底德这里，希罗多德的处理方法通不过了。

历史家不仅是所见所闻的记录者，而且还应是真实信息的提供者。

而在史书中要提供真切的历史信息，就需要对收集到的史料进行一番调查核实、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提纯过程。

在修昔底德看来，没有经过这样一个证实或证伪的检验过程，像希罗多德一样把听到、见到、读到的拿来就用，历史记载将是不可信的。

他在第1卷中特别就这一点展开了说明，指出：一般人都有轻信的弱点，容易接受并相信符合自己胃口的传说，容易对模糊不清的远古时代和直接经历过的当代历史产生错误的猜想。

人们为什么容易轻信？他的解释是原因在于寻找真理需要花费人们的时间和精力，也就是说真理不是一块铸好的硬币，拿来就能用，人们必须为真理付出代价，而大多数人是不愿为此花费时间和精力的。

所以他认为，那些很受人欢迎的诗人往往夸大他们所说事情的意义，最初的历史家即散文记事家则关心听众的反应要胜过对历史真相的注意，于是历史真实就被弃而不顾了。

[196]所以，被大多数人轻信的诗歌和历史故事是不可信的，这里面也包括“历史之父”

希罗多德。

修昔底德的这种认识并非没有道理。

由于散文记事家处于希腊史学刚刚从神话传说中脱颖而出的时期，没有多少文字史料可以借用，也没有形成成熟的治史观念和历史表述形式，因此包括希罗多德在内的散文记事家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仿效民间的游吟诗人或说书匠，用大量的文艺手法、奇闻轶事来取悦听众，代价是牺牲了历史学的严肃性和准确性、主题的专一性。

这是史学早期发展过程中不得不经历的幼年阶段，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在这方面，修昔底德由于严格的史料批判精神而对希罗多德等人做了过分的责备，因此需要专门为希罗多德做一点说明。

希罗多德《历史》体现的史学形态是一种准范式的前学科形态，即尚未形成像修昔底德等史家所具有的那种明晰的关于史学必须求真的规定、史料的限定性以及成型的体例、体裁和表述形式。

由于希罗多德等人的作品缺乏一定之规，所以与后期古希腊罗马的史作在形式和内容上存在明显差别。

这也是在希罗多德之后没有见到希罗多德的模仿者的原因。

但以希罗多德为代表的散文记事家毕竟为希腊史学制定了一些准范式，为常规性的古典史学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比如正是希罗多德确定了史学的基本任务是记载重大历史事件、揭示重大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

正是希罗多德为后世缔造出结构虽松散但具有基本主题的叙述史体裁和记事本末的体例。

也正是希罗多德的史学实践为后人提供了如何有效收集与处理史料的最初范例，以及初步的史料批判精神与人本史观，为古典史学家的著作提供了有关早期希腊史的主要史料来源。

由于修昔底德未能把希罗多德置于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加以考察，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而是笼统地用一把常规史学的尺子严格衡量前人的工作，于是他的一定程度的误判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希罗多德《历史》的史料确如修昔底德所说，主要出自口头传说。

但较晚的修昔底德忽略了一个史实，就是希罗多德等记事家所处时代乃是希腊史学诞生的时代，人们的历史记忆刚从脑记口传上升到文字记载不久，社会积累的文字史料极为有限。

从目前能够获得的信息来看，无非是屈指可数的三部长诗、若干抒情诗、城邦名年官和体育赛会胜者的名录、一些重大自然和社会事件（地震、日食之类）的编年记。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有志于著史的记事家不用传说用什么？因此初期的记事家们不得不像蜜蜂采蜜一般到处展开调查，搜求各种民间传说，以便编写各地、各民族和各邦的历史。

这是一种纯粹的开创性工作，在古代交通信息、长途旅行的装备、采访和记录工具等条件极端落后的状况下，像赫卡泰乌斯、希罗多德那样在地中海周边地区甚至远及美索不达米亚展开个人对个人的调查问询，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需要克服许多书斋里的史家难以想象的困难，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金钱和勇气，需要高度的历史责任感，甚至需要有一种坚定的治史信仰。

这种类似现代社会学家收集资料的方法，是新生史家们赖以成书的主要方法。

正因为如此，对于古希腊早期史家来说，经过问询得来的口碑史料就是“历史”

。

[197]因此，利用大量传说史料不仅不是他们的过错，而且应视为他们的重大成就和贡献。

从现代史料学的认识角度出发，任何史料都在一定程度上含有历史的真实信息，就看研究者如何分离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