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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中西古代史学概论04（第4页）

因此传说同样具有历史真实的成分，即使是荒诞不经的传说，也是一定时期内的人们所思所想的真实体现，是客观存在的一种历史观念。

譬如，《历史》第一卷中关于雅典政治家梭伦与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的会见和对话，宛如具有现场记录或录音的现代新闻报道，显然经过了传说者的加工，带有虚构成分。

但我们不能因为是传说就否认梭伦同克洛伊索斯存在会面的可能性。

当时吕底亚是希腊各国最强大、最富有的邻邦，国王克洛伊索斯又奉行礼贤下士、附庸风雅的政策，所以希腊贤人相继到撒尔迪斯做客，[198]梭伦这样的名士成为克洛伊索斯的座上宾是完全有可能的。

希罗多德在这里记载了一件可能的事以及与此事相关的具体情节，即使其中某些直接引语纯系传说者的“演义”

或经过希罗多德本人的加工，但事件存在的可能性始终是难以否定的，希罗多德时代的人们对这一事件的诠释，以及通过这种诠释所表达出的公元前5世纪中叶古希腊人推崇的幸福观也是毋庸置疑的。

这些诠释同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转达的其他更为离奇的传说一样，[199]均属于那个时代人们观念的真实记录。

传说的内容在这里便可能具有两个层面的真实：体现传说者真实的思想和体现传说中人事的真实。

其中前一种真实是确定的，但往往被研究者所忽略。

后一种真实则是有条件的，一定程度上的：可能人是真的，事是假的；或者事是真的，人是假的；或者人和事均有真有假；或者人和事都是真的或都是假的。

研究者对传说真实在这个层面的可能往往持怀疑态度，也应当持怀疑态度。

事实上，如果没有希罗多德的大量记录，有关地中海周边地区及两河流域、伊朗高原、南亚次大陆各民族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史、政治与政治思想史、经济史的信息，就不可能流传下来。

因为前希罗多德时代为数不多的历史、地理和民俗方面的著作，早在古典时代就显然失传了。

所以，现代人应该感谢希罗多德。

如果没有《历史》以及《圣经》提供的线索，近东考古就不会这样富有成果，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的破译就会非常困难。

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希罗多德记载的有关拉美西斯和大流士的传说，就没有商坡良和罗林逊等人的破译，因此也就没有埃及学和亚述学。

希罗多德在《历史》中不仅给后代史家提供了具有真实信息的大量传说，而且还提供了为数众多的一手史料。

比如《历史》后半部关于希波战争的描述，就出自众多希波战争当事人和目击者之口，至少是出自第三次希波战争的当事人或目击者之口。

所以，不能简单地指责散文记事家只会取悦听众。

修昔底德不是圣人，他在评判前人的工作时也会出现苛求之处，但他自己的史料批判工作无疑是代表着希腊史学的进步方向的。

希腊历史学正是从修昔底德开始，超越了听众和一般读者的兴趣需要，发展成为一门以追求历史事件的真实和解释的准确为己任的学问。

第二，修昔底德在西方史学史和思想史上首次明确提出历史认识的重要社会功能是为了现实和将来人的活动提供参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取鉴经世、鉴古知今的价值。

修昔底德的这一认识至今并没有失去它的意义。

我们这个时代是务实尚新的时代，生活中充满了变量，人们更关注与自己切身利益紧密关联的现实问题，而不是某种业已逝去的历史和涉及终极意义的遥远目标，所以专门以过去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同一些古老的学科一样，受到社会的普遍怀疑。

历史学取鉴经世的作用是否仍然有效？修昔底德在自己的著作中对此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解析。

他认为历史之所以具有借鉴价值，原因在于不变的人性。

他在书中反复谈论到了这个问题。

由于人性不变，“人性总是人性”

，人固有的贪婪、权力欲、支配欲、情欲等深层的自私欲念并不会因为时代的更迭而发生本质的改变，[200]因此人不可避免地要重复以往的行为，重犯以往的错误，尽管在表现形式上或多或少有一些差异。

事实上，修昔底德已经意识到在不同时代所发生的不同事件之间存在着某些有机的联系，具备着人性的统一性，而这正是他所认为的历史具有重大实用价值的基本原因。

因此人们有必要记住历史，了解历史，以史为镜，从而尽量避免或最大限度地少犯重复性的错误。

近现代否定历史具有参照价值的论点的基本理论依据无非是历史的不可重复性，每一种历史都是独特的、单一的，因此不同的时代拥有不同的人性，不同时代的历史经验也是独特的，单一的，不可重复的，没有一般的意义。

而这是有悖历史事实的。

虽然人性具有特殊性，但“不同时代的人性”

这一命题本身就说明特殊与一般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