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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中西古代史学概论04（第6页）

他书中的众多演说精品显然经过作者的个人的修饰加工。

对此他非常老实地做了交代：

在这部历史著作中，我利用了一些现成的演说词，有些是在战争开始之前发表的，有些是在战争时期发表的。

我亲自听到的演说词中的确实词句，我很难记得了，从各种来源告诉我的人也觉得有同样的困难。

所以我的方法是这样的：一方面尽量保持实际上所讲的话的大意，同时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每个场合所要求它们说出的话语来。

[202]

在书中，修昔底德还喜欢使用两个术语：“我觉得”

（dokei）和“大概是”

（hoseikos），有意识地标明自己对叙述内容的介入，提醒有心的读者注意。

在第七卷中描述雅典军在西西里岛的一场夜战时，他很少见地提出了个人对这一事件的疑问，他说：“但是在夜战的时候（这是这次战争中，两支大军间所发生的仅有的一次夜战），人们又怎样能够确切地知道真情呢？”

[203]这种生怕误导读者的真诚态度不仅是绝大多数古代史家难以企及的，而且是一些近现代史家（如某些传记、回忆录、专史之类著作的作者）所不及的。

这是古典西方史学最可贵的地方之一。

由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坚持实事求是与史料批判的原则，该书在史料的可靠性方面堪称史学史上的典范。

正因为如此，英国哲学家兼历史家大卫·休谟曾盛赞该书：“修昔底德作品的第一页就是一切真实的历史的开端”

[204]。

②冷峻的客观主义精神

广泛地收集史料和严格地进行史料考据是史学研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不是认识过程的全部。

因为史料只有经过一定的拼接与组合、描述和解释之后才对读者具有真正的意义。

因此解释的真实与史料的真实对史学来说同样是至关重要的。

优秀的历史工作者在筛选、组合经过去伪存真过程后的史料、复原历史真相的时候，总是力图摆脱各种思想情绪之类主观因素的束缚，避免历史家个人的主观介入，用自己的笔触尽量刻画出过去的真实图景。

尽管现代史学已经认识到，德国史家兰克式的纯客观地再现客观历史是一个很难实现的“高贵的梦”

，但使自己的历史认识，无论是史实认识还是价值认识，尽量贴近客观历史仍然是历史工作者所应追求的最高目标，也是判断史学成就高低的根本标准。

彪炳西方史学史的历史大家的著作都洋溢着一种如实直书的客观主义精神，《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西方史学史上实践这种精神最为彻底的少数史著之一，也是这类少量史著中的第一部。

修昔底德是雅典人，他的作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又主要以雅典作为记载对象，实际上主要是雅典的历史，因此作者的书中带有一些爱国主义色彩、甚至带有较多的爱国主义情绪应该说是可以理解的。

而且，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字里行间可以隐约地感到修昔底德对雅典的深沉感情。

然而，如果不是书内第一人称的介绍，或读者事先获得的知识，便很难察觉作者竟是雅典公民和爱国者。

对于修昔底德来说，雅典首先是他的研究对象，并不比他的死敌斯巴达在道义上占什么便宜。

书中浸透着客观中立的精神，每一事件、人物的前因后果以及过程的叙述都使用非常平实、白描的语言，避免作过多的个人评判和文辞渲染，并且在陈述中必定以相等的份额照顾到敌对双方对同一事件的解释，既不曲笔讳言，也不随波逐流。

这一点特别表现在演说辞当中。

修昔底德无论是对雅典人还是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成员，都给以表达己方观点的充分篇幅，实际上将雅典公民大会的公平、公开、文明的辩论规则应用于历史写作。

所以他不仅对雅典人的辩解与指控照书不误，而且雅典的敌人对雅典的控诉和对己方立场的辩护也予秉笔直书。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在列举事实的时候，书中的当事人经常要对某件事物进行褒贬，这常常被人误解为修昔底德本人的看法。

例如雅典民主政治家伯利克里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热情讴歌民主制的演讲被当成修昔底德拥护民主的证明。

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事实上在同一部书中，修昔底德不只一次用自己的口吻谈到雅典民主的消极面，比如他认为公民大会容易受到怀有个人野心的政治蛊惑家的煽动，犯了许多错误，特别是西西里远征。

他还列举过不少有关雅典因实行霸权政策所引起的灾难性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