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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中西古代史学概论04（第7页）

因此书中人物的言谈举止虽然出自修昔底德之笔，肯定存在着作者的主观介入，却并非都是修昔底德的，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就《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事实陈述而言，修昔底德奉行了与处理演说同样的原则，即客观中立的原则，既不媚俗媚上，也不曲笔讳言，简直客观到冷峻无情的地步。

然而，修昔底德毕竟是有血有肉的人，有一定的价值准则，在陈述事实时可以基本做到冷酷无情，但在评述事实却不能不显露出有情的一面。

但极为难能可贵的是，修昔底德在这种需要情感的地方仍能保持客观的尊严，按照古希腊人一般的道德准则判断是非善恶。

他在书中采取的处理方法是自己先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充当中立的法官，始终先让战争的当事双方均等陈述，或者说是修昔底德有意以均等的原则叙述双方的言论和行动，客观地描述事件的进程，然后再根据他个人的价值准绳对已经陈述的事物做一番评判和裁决。

这种论述性的判决有时是一两个段落，有时是一句插语，内里完全没有激愤和仇恨，无论是对雅典的敌人还是雅典人自身，唯一的标准就是冷峻的理性。

比如他对伯里克利的贤明廉正和领导民众的才能充满敬意，把他看作是雅典繁盛的决定性人物，是最有才干、最英明的领导人。

但他对伯里克利的评判却一直推迟到伯里克利去世之后才进行。

此前，他只是客观地叙述伯里克利的行为和政策，以及雅典人从对他的崇敬到厌恶他、罢免他的过程。

修昔底德并没有因为个人对伯里克利的一贯好感而批评或责备雅典人眼光短浅、不知好歹，而是冷静地分析人民群众对一位杰出领袖先拥戴、后厌恶，再后又信任的原因。

在他看来，无论是拥戴伯里克利还是反感伯里克利都是有道理的，是同伯里克利的政策同广大公民的利益之间是否相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不取决于伯里克利的人格魅力。

他也对雅典的敌人，领导西西里岛城邦叙拉古战胜雅典远征军的赫摩克拉底十分欣赏，并没有因为赫摩克拉底给予雅典致命打击而丑化或妖魔化雅典的敌人。

他称赫摩克拉底是绝顶的聪明人，在这场战争中显示出非凡的能力和突出的勇气。

对于雅典政治家亚西比得那样的妖言惑众、假公济私的人，他予以严厉谴责，把他视为引起国家毁灭的人。

尽管后来亚西比德重新得到雅典公民的拥护，并为领导雅典海军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在道德的审判方面，他仍然对亚西比德毫不留情。

他也为西西里远征军的主帅尼西阿斯的优柔寡断、贻误军机制直至葬送了全军而痛心疾首，但对尼西阿斯在战败后被叙拉固人处死又感到惋惜，认为反对出兵的他是最不应该受到如此悲惨结局的人，因为他终生致力于道德研究和实践。

修昔底德对于自己祖国的极端民主政体实际上持批评态度，所以在述及由中产阶级即5000公民享有的有限民主制时他表示了认可。

但他并不因此便对反对贵族制或寡头制的民主派说不，仍然平心静气地陈述事件的进程。

在更多的场合下，修昔底德的这种客观陈述和主观评述的方法是在夹叙夹议中展开的，并不是将个人的观点仅仅置于某个事件或人物的结尾，加一个“太史公曰”

。

他在叙述一些关键的事件或人物时，往往会停下来，插入一些具有鲜明个人特点的理性分析和概括，从而把叙述引入深刻。

由于插入的恰到好处，叙述的节奏并没有因此而中断。

如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在第二卷关于雅典人遭受大瘟疫的打击、社会上出现空前违法乱纪的现象的分析和概括。

他在列举了大瘟疫肆虐和人们心志发生巨大变化的现象之后及时指出：

人们看见幸运变更得这样迅速，这样突然，有些富有的人忽然死亡，有些过去一文莫名的人现在继承了他们的财富，因此他们现在公开地冒险做放纵的行为，这种行为在过去常常是隐藏起来的。

因此，他们决定迅速地花费掉他们的金钱，以追求快乐，因为金钱和生命都同样是暂时的，至于所谓荣誉，没有人表示自己愿意遵守它的规则，因为一个人是不是能够活到享受光荣的名号是很成问题的。

一般人都承认，光荣的和有价值的东西只是那些暂时的快乐和一切使人能够得到这种快乐的东西。

对神的敬畏和认为的法律都没有约束的力量了。

至于神祇，他们认为敬神和不敬神是一样的，因为他们看见好人和坏人毫无区别地一样死亡。

至于违犯人为的法律，没有一个人预料他能够活到受审判和处罚的时候，反而每个人都感觉到，对于他已经下了更为沉重的判决正悬在他的头上，他想在这个判决执行之前，得到一些人生的乐趣，这是很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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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在叙述科西拉贵族派和平民派互相疯狂迫害和残杀时，他概括这一切的根源是“贪欲和个人野心所引起的统治欲”

，以及因派别斗争爆发后所引起的“激烈的疯狂情绪”

：

许多城邦的党派领袖们有似乎可以使人佩服的政纲——一方面主张民众在政治上的平等，另一方面主张安稳而健全的贵族政治。

他们虽然自己冒充为公众服务，但是事实上是为着他们自己谋得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