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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专论（第12页）

但是，在殷都朝歌周围还有一些殷的附属国。

因此文王又发动了攻打于、崇等战役，并为加强统治，东迁都至丰。

[59]可以认为，司马迁叙述文王的征伐活动，是对经文作了深入思考的。

他细致地分析经文所载史实之间的联系，抛弃《尚书大传》的说法，对文王征伐过程作了合理的叙述。

司马迁弃《大传》说以及对经文所载史实作出编排，表明经文与《大传》说一样，其作为历史证据最初只有某种可能，而这种可能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实，其作为历史的证据最终能够在《史记》中被呈现出来，则是出自司马迁的判断和考信。

就此点而言，司马迁“考信于六艺”

又是以对“六艺”

考信为前提的。

司马迁对“六艺”

的考信，更为深刻地表现在揭示经文文本后面蕴含的意思。

《尚书·西伯戡黎》记祖伊谏纣未果而返，云：“呜呼，乃罪多参在上，乃能责命于天？殷之既丧，指乃功，不无戮于尔邦？”

此几句经文意为：纣之罪多得积累到天上去了，怎能要求上天再赐予天命？殷王朝将要灭亡。

纣王的所作所为发展下去，还能不毁灭自己的国家吗？司马迁以“纣不可谏也”

一语取代经文。

[60]司马迁所言，并非经文字面意思，而是阐发经文文字后面所蕴涵的意思。

纣王积恶甚多，为上天所弃，当不可再谏。

司马迁的取舍，可谓深得经文意旨。

又，司马迁引《西伯戡黎》言明殷纣王乃荒**政之暴君，将被天所弃。

但为什么失民心者必将亡国？要说明此点，还需要有另一层思想，即积善累德者必得天命。

汉代今文家亦注意到这点，却以虚妄之语加以附会。

如《尚书大传》云：“文王至磻溪，见吕望。

文王拜之。

尚父曰：‘望钩得玉璜刻曰，周受命，吕佐检德，合于今昌来提’。”

今文家以为天降符瑞，授大命于文王，令太公吕望相佐。

此类虚妄之语，司马迁俱弃之不用。

他致力于从人事上说明文王得“天命”

的原因。

他说：西伯“阴修德，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

西伯滋大，纣由是稍失权重”

。

又以“互见”

之笔法，在《周本纪》中举“西伯善养老”

，贤明之士往归之，以及西伯决虞芮之讼等史实，以明“西伯盖受命之君”

之缘由。

应该指出的是，此类有德者得天命的思想，在儒家其他文献中是能够见到的。

但是，司马迁在这里所作的叙述，并非因为经典中有这样的思想，而是出于表达自己思想的需要。

他以经文作者思考的问题为出发点，揭示其没有表达出的思想，进而通过经文思想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司马迁对包括经文在内的历史文献的批判和运用，表现出一种独立的历史思维。

这种独立的历史思维，无疑源于他撰写表述自己“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