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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专论（第13页）

历史的需要。

以《殷本纪》叙述殷末历史来作分析。

关于此段历史内容，先秦至汉代文献多有记载，但均为零章碎事，略无连贯。

最早较为完整地描写此段历史的是司马迁。

在《殷本纪》中，司马迁引录《尚书》之《西伯戡黎》和《微子》所载若干史实，如纣拒祖伊之谏而自以为“我不有命在天”

，拒微子之谏而使众贤叛离等，反映纣乃一代暴君。

他以此为基点，广采六经之异传和百家杂语，或引文字或取文意，以补充经文之说。

其中可考者[61]，如纣王嬖于妇人，爱妲己，采自《国语·晋语》;纣王命师涓作新**声，设炮烙之刑，引自《韩非子》;纣以酒为池，录自《六韬》;纣醢九侯，脯鄂侯出自《战国策》;文王受崇侯虎之谮被囚，采自《吕氏春秋》;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文王，引自《尚书大传》;武王伐纣，纣兵败登鹿台赴火而死，采自《（逸）周书》，等等。

另一方面，他记载西伯“阴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

等事，以明周之兴起过程。

对这些六经异传和百家杂语所载史实，司马迁作出协调，在时间和空间上定位，表现出它们之间的联系，从而展现出一幅生动的殷末历史画面。

此历史画面，是司马迁在自己的思想中重现的历史，是对已逝去历史的重构。

司马迁对历史的重构，不是依靠经文，而是依靠他自己独立的历史批判思维。

司马迁的历史批判思维，无疑表现出自我解释、自我证明和自我授权的特点。

这种历史批判思维，贯穿于《史记》全书之中。

正是出于这种历史批判思维，司马迁撰史才能成“一家之言”

。

司马迁的历史批判思维，表现出中国古典史学独立于经学时所具有的最重要特点。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即司马迁提出“考信于六艺”

说，但在文献考信中，为什么往往又有违此说。

这点是与“考信于六艺”

说的性质有关系的。

“考信于六艺”

说实际上出于司马迁对部分经验事实的认识，而其面对的将是司马迁尚未作出考辨的极为广博的经验事实。

所以，“考信于六艺”

说只是一种假设。

也就是说，司马迁提出此说时，已经预设了此标准并非恒定不变的，而是有变化的可能。

（尽管司马迁本人不可能从理论上论证这点）但这种可能之所以能成为现实，则取决于司马迁撰史的需要，取决于司马迁史学思想的自主性和一位伟大历史学家所具有的求真精神。

三、司马迁的“疑则传疑”

说——以《史记》载“高宗亮阴，三年不言”

为

例的分析

“疑则传疑”

，是司马迁叙史的一条重要原则。

《史记·三代世表·序》曰：“（孔子）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

故疑以传疑，盖其慎也。”

对孔子叙史“疑则传疑”

，司马迁给予了高度评价。

他继承了孔子的这种思想，并且运用于历史的叙述之中。

下面，以司马迁载“高宗亮阴，三年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