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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专论02（第1页）

第二节专论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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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和波利比乌斯在天人关系问题上得出了大体相同的认识，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他们继承前辈史家的思想，对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后所得出的必然结果。

在中国，春秋以来的史学家已经意识到，殷周时期人们所谓的天命，实际上就是民心。

国运与君权之兴亡，不在神而在于民[120]。

而古希腊修昔底德等史家能够解释历史事件的原因时，都断然地拒绝考虑神和命运的作用。

这种重人事的思想，已表现在司马迁和波利比乌斯对某些历史阶段或事件的解释中。

然而作为杰出的史学家，司马迁和波利比乌斯并不满足于对传统思想的继承，而是力求提出新的、更有价值的思想。

他们对历史演变的解释，已经蕴含了这样的意思：人类历史表现为人的活动，而人的活动又是为了谋求自身的利益。

换言之，是人的需要、热情，即人的欲望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人们都有自己的欲望，并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彼此相互冲突地活动着，结果却顺应了与自己意志相违背而必然出现的历史趋势——天。

天源于人的活动之中，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高居于人的意志之上。

司马迁和波利比乌斯的认识，涉及历史哲学上的重要问题：人类历史是在矛盾、冲突和斗争中向前发展的；历史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却又是人意志的结果;“恶”

（欲望）在推动历史的发展。

当然，司马迁和波利比乌斯的认识还限于直观经验之上，他们没有从理论上来认识这些问题，也没有把这些思想贯穿于对各历史阶段发展变化的解释之中。

但这些问题的提出，已足见其非凡的历史意识，代表了中西古典史家对天（或命运）人关系的最深刻的认识。

（二）对古今之变的认识，是司马迁和波利比乌斯历史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历史的进程与天人关系两方面是紧密联系的。

对天人关系的研究，是认识古今之变的前提。

只有清楚地理解人类历史的内容、动因，才能对历史的发展变化及其特点作出深入的解释。

对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司马迁注意从两方面作出考察，一是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二是具体的历史人物活动及其与历史发展连续性的关系。

司马迁对历史发展连续性的认识，在《史记》的“本纪”

和“年表”

中有鲜明的体现。

《史记》十二本纪叙事，以各王朝顺序为篇，前后相蝉联。

各本纪分别观之，可见一朝一代盛衰之变化。

十二本纪合而观之，则从各王朝兴替更迭之中见出历史发展的进程。

《史记》的十表则据历史发展之大势划分出前后相联的五个阶段。

表前有序，“用简短的文句概括了所要说明的时代的历史，并对整个形势进行了精彩的评论”

[121]，表现出更为深刻的思想。

十表的前四表，即《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划分黄帝至汉代的历史为五帝三代、春秋时期、战国时期和秦的短暂统一、秦楚之际四个历史阶段。

后六表，即《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等，专记汉代史事，以汉为一历史阶段。

司马迁在《表》序（亦在有关纪传）中，对五个历史阶段的特点作了论析:五帝三代是帝王君临天下时期，得天下者皆积善累德之圣明帝王；亡朝灭国之君，均系无德乱政之暴君。

王朝之兴亡，取决于帝王是否行德政而得民心。

春秋时期，王权衰微，天下分裂，力征代替德政，春秋五伯先后称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