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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专论02（第16页）

《庄子·天运》中有一段关于老子对子贡施教的寓言，说到从黄帝到禹的政治民风的变化（在道家看来当然是退化），而其原因就是“人自为种，而天下耳”

。

郭象对这段话作了一条注，其中有云“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

[180]。

“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

，这就是通史精神与时代精神相契合的生动解说，《汉书》可谓有之。

正是凭借时代精神与通史精神的有机结合，《汉书》为中国历史与史学的连续性传统的形成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在我国史学话语中，没有英文中的“文献史料”

（Dotarysources）和“文学史料”

（Literarysources）的区别。

我国现代世界古代史和中国古代史著作中常常提到的“文献史料”

（literature），实为非文献史料（arysources）和文献史料的混称，其中主要是指古代史家的著述，如希罗多德的《历史》、李维的《罗马史》、狄奥多洛斯的《历史集成》等等。

这种模糊的提法使得不少古史工作者误以为主要以文学史料为内容的各种古代典籍便等同于第一手史料（Firsthandorprimarysources）或原始资料（inalsources），只要自己的论著依托于古代典籍，做到无一句无出处，便自可达到信史的高度。

所以，我们在许多史学工作者的学术著作、授课讲稿和成果鉴定中常可看到、听到这样的表述：某书或本书依据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提出自己的看法……全书原始史料丰富扎实等等。

但翻开有关史著却发现，所谓“第一手史料”

或“原始资料”

大多并非第一手或原始性的，而基本上是非同代史家的描述。

类似的模糊认识也可在部分现代西方史家的著作中看到。

在每年问世的众多西洋古史著作的页下或文后，都整齐排列着大段大段的注释，标明论述中各种事实陈述和价值陈述的出处。

其中颇具功力的作品可以说做到了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说十分话。

但相当一批史家只追问到荷马、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波利比乌斯等古典作家为止，不再认真地计较这些作家的信息来源的可靠性。

他们实际上把古典作家的记载同样类同于一手或原始史料，而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也同我国史家的工作一样，力求在故纸堆中寻找能够支持自己论点的论据，进而取得成一家之言或具有新意的文本解读的学术成就。

这就需要澄清几个史学研究的常识问题：什么是一手史料？它和二手史料之间存在怎样的区别？一手史料是否等同于历史事实？如果这些问题未能解决，我们便无法进行任何有效的还原和解释客观历史的工作，历史势必会变成由一系列误会组成的糊涂账，从而应了伏尔泰的那句名言：历史是“我们在死人身上玩的一堆把戏”

。

[181]

在西方史学概论教科书中，一手史料（限于文字史料）被定义为“一种作品，其成文时间与所研究的时期或题目属于同一时期或几乎属于同一时期”

。

[182]这种定义正确指出了一手史料与特定历史事物或人物的共时性，却忽略了一手史料的作者和与之共时的历史现象之间所应具有的直接参与或经验的关系。

共时史料的提供者可能在空间上完全是历史事件的局外人，如一位埃及人若撰写了同时代的西亚史，他得到的可能一开始就是传闻失实的史料，然后再经过多次转手。

这样的史料当然不能算入一手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