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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专论02（第15页）

过去以周为火德王，从五行相克说，水克火，秦代周而为水德王。

汉初在此问题上犹豫不定，武帝太初元年“夏五月，正历，以正月为岁首。

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

[172]。

所以在定太初历的时候，武帝正式确定的还是以汉之土德代秦之水德（以土克水）。

而《汉书·律历志》则改从五行相生说，在重新安排的历史序列中，将汉定为以火德王，从而与上古的唐尧的火德相一致，以印证汉为尧后之说。

《汉书·高帝纪赞》引《左传》文公二十三年所记蔡墨之言为据，从而为布衣出身的刘邦找出了高贵的家世脉络，“由是推之，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

[173]。

当然，刘歆构造这一套五行相生体系看来似乎为了说明汉朝乃应运而生，其实他也是在为王莽篡位做着意识形态之准备。

王莽自称为虞舜之后，唐尧禅让与虞舜，汉亦自应禅让与王莽。

《汉书·王莽传》记，莽篡位后即宣布以土德王，“服色配德上黄”

[174]，即为实据。

班固之立场则与刘歆迥异。

固父班彪（叔皮）年二十时逢王莽失败、光武帝新即位尚未完成统一大业之前，即作《王命论》以谴责割据势力而拥护光武之复兴[175]。

班固之所以取刘歆之说，正在于论证东汉中兴之合理性。

（四）结语

以上，对于作为断代史的《汉书》的通史精神，作了历史事实的梳理与讨论，最后，再从理论层面来作一些思考。

第一，《汉书》是一部断代史，这是无疑的。

那么，作为断代史是否必须具有通史精神呢？顾名思义，断代史本身既为断代而非通史，那么通史精神就并非其题中必有之义。

的确，我们见到过许多并不具有通史精神的断代史，如著名的希罗多德的《历史》（核心部分作为希腊波斯战争）、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这些都是断代史中的经典性的作品。

这一类的史书，就其积极方面而言，是当时人的精神表述当时之史，因此能使读者阅读时体验到当时之人、之事的活生生场景。

这也就是黑格尔所谓的“原始的历史”

[176]。

就其消极方面而言，正如柯林武德在其《历史的观念》一书中所言，具有三种局限性[177]，而且具有实质主义的特点[178]。

按实质主义在性质上是与历史主义相反的。

第二，通史精神对于断代史而言，既非必要条件，那么它对断代史而言是否有可能呢？上文已经就作为断代史的《汉书》之富有通史精神作了历史事实的证明，此处不需重复。

现在有待说明的是，由于什么条件，作为断代史才具备了通史精神的可能。

关于这个问题，首先要考虑的是，《汉书》是在何种意义上被定义为断代史的？必须说明，《汉书》之作为断代史是从政治史的角度定义的。

从这个角度看，《汉书》规规矩矩，只记西汉一代王朝之事。

可是，《汉书》其实是作为中国古代文明史的一段，即西汉一段，而呈现的；而且它是把西汉一朝的政治史当作文明史的一个有机部分来呈现的。

一个王朝，有头有尾，而作为其存在载体的文明，则是绵延不断的。

《汉书》与《历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之以两场战争为聚焦点不同，它要呈现的是西汉时期文明的有机构成，政治史只是其划段标志而已。

第三，《汉书》既然具有通史精神，那么，它是否也反映那个时代的精神呢？关于这个问题，答案显然是肯定的。

许多史学专家已经在这方面有了若干有价值的论著，如陈其泰教授所撰之《“过秦”

和“宣汉”

》[179]，因此这里可以不赘。

上文中提到《汉书·叙传》末段文字那种纵贯古今、旁罗万象的精神，以及《汉书》诸表、志中的纵贯古今、旁罗万象的论述，这就恰好是汉代那个时代精神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