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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专论02（第5页）

而历史的发展又表现出变化，从变中见通，通中见变。

《易·系辞》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就是对这一思想精辟的阐述。

在古希腊，史学家则强调依据亲身见闻的资料来考察历史，偏重于当代史的研究。

在修昔底德等史家看来，即使前一代的历史也觉得时间上遥远了。

[134]更重要的是，希腊史学受到希腊思想“知识论”

的影响。

希腊思想家认为，真正的知识是永恒不变的，任何变动的东西不可能成为知识，而只能成为意见。

所以史学家考察历史运动，也力求寻找某种恒定不变的东西（如修昔底德历史思想中的人性不变论），从一个不变的基点来认识历史的演变。

司马迁和波利比乌斯对历史演变的认识，都继承了传统的思想。

但他们对传统思想又大大地加以发展。

公元前2世纪中国和西方发生从分裂到统一，从小国到帝国（或向帝国过渡）的历史之巨变，无疑极大地开拓了他们的历史思维。

司马迁以其恢宏的历史视野和深邃的史识，考察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揭示了历史纵向发展之“通”

和“变”

与横向空间历史人物活动的关系。

波利比乌斯则将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地中海世界各国历史人物的活动涵纳于其宏篇巨著之中，从横向空间展示了一个“有机整体”

的内在联系。

他们都提出超越前人的、极富价值的思想，对中西古代历史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汉书》中的通史精神

作为“廿四史”

中第一部的《史记》，其体例是通史，即从黄帝开始直到司马迁所在的汉武帝时期。

紧接《史记》的班固的《汉书》，则一变其体例为断代史，即仅叙述西汉一代的历史。

唐代史家刘知幾很赞赏《汉书》的体例，并说“自尔及今，无改斯道”

[135]。

实际直至《明史》所用都是沿着《汉书》而来的断代纪传体。

《清史稿》亦复如此。

宋代史家郑樵则与刘知幾的看法相反。

他认为：“司马氏世司典籍，工于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

……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

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

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

……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此言相因也。

自班固以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

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

会通之道，自此失矣。”

[136]刘、郑二家之同，在于都认《汉书》为断代史；其异，则在于刘氏不知断代史可以具有通史精神，而郑氏又未能从《汉书》中看出通史精神。

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恰恰是要指出作为断代史的《汉书》是充满通史精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