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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 古代中国与西方历史理论的比较研究（第2页）

中之“常”

，我们才能从中看出历史理性之曙光。

根据传统文献以及大量甲骨文资料，我们可以确信殷代的确存在着严重的对于天命与鬼神的迷信。

这种迷信当然是与理性背道而驰的。

当周的兵力已经接近于殷的黎邦时，纣的大臣祖已提出必须严加防范建议，而纣竟然回答说“我生不有命在天？”

可是一旦周伐纣代殷之后，周武王和周公兄弟却没有盲目乐观地自以为天命已经在我手中、他人对我已经无可奈何的想法。

他们诚然没有能够完全也无必要完全否认天命之存在。

但是，他们从纣的失败中汲取了教训，从而不敢完全迷信天命。

经过深刻反思，他们意识到，殷之所以能革夏命，在于当时夏桀已经失去民心；周之所以能革殷命，在于当下殷纣已经失去民心。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革命，但是其中有一个经常起作用的关键因素，就是民心的向背决定了政权或“天命”

的转移。

这样，周公的天命就从完全的迷信转向到理性的萌生。

中国古代的历史理性从此滥觞。

而且这种历史理性是与道德理性同步发生的，因而周人崇尚德治。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大国争霸与兼并之势大盛。

历史现实显示出德的作用在萎缩，而力的作用在张扬。

正如韩非所说“当今争于气力”

，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崇尚道德或智谋了。

在这种历史形势下产生了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或五行相胜说。

此说以为，自然界有五行，即木、火、土、金、水，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依次代胜；与此相应，在历史上有木、火、土、金、水五德，当时相传周以火德王，重仁义道德，故胜周而代之者必为水德以克火，而以水德王者必严刑峻法、刻削寡恩。

秦始皇即明确宣布以水德王，实行暴力征战与统治，自觉地宣示自己代周的历史必然性。

这样的用比附自然的方法构建起来的历史观念，既反映了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时代精神，也显示了历史发展变化中的“常”

或必然性的观念，因此又是一种历史理性形式的呈现。

秦以武力统一六国，成就辉煌，但是也因为暴政残民，国祚短暂。

汉取代秦以后，再次进行反思，对秦政必须作批判性的取舍。

两汉诸子在这一方面的论述甚多。

如果择其要者而言之，那么，在两汉占经学统治地位的公羊学者之说可以作为主要代表。

西汉时期的董仲舒提出以夏商周三代为典型的三统说，即夏主忠、商主敬、周主文，并以为历史即按此周期演进而螺旋地进展。

司马迁撰《史记》即以董生说为理论上主要的依据。

东汉何休据《公羊传》春秋分“所见”

、“所闻”

、“所传闻”

三世立三世说，即“衰乱世”

（内本国而外诸夏）、“升平世”

（内诸夏而外夷狄）、“太平世”

（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

何休之三世说以儒家推己及人之伦理为理论基础，将历史解释为人性展开的三个阶段的历史亦即从衰乱而升平而太平的大同世界的必然进程，明确标志了中国历史理性的成长或历史哲学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