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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古代中国与西方历史理论概论03（第1页）

第一节古代中国与西方历史理论概论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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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战国末年秦相吕不韦召集宾客编撰的一部旨在统一诸子治道之作。

吕不韦（约公元前295—前235年），初为富商，成功运用资财操作，帮助前景暗淡、处境堪忧的秦国庶出公子异人顺利继承王位，是为秦庄襄王。

在庄襄王统治时期（公元前249—前247年）及秦始皇在位的最初十年（公元前246—前237年），吕不韦一直担任秦相，权倾一时。

据《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为相期间，效仿关东六国流行的“养士”

之风，“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

，《吕氏春秋》这部书，即为吕不韦使门下宾客“人人著所闻”

，“集论而成”

。

《吕氏春秋》的编撰宗旨，据其《序意》篇的说法是：“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

即根据天之道、地之理、人之性情，来析清所有的是非可否。

书中广采儒、道、阴阳、墨、法、纵横、农等各家成说，加以调停取舍，然后按照一定的思路，分类纳入设计好的八览、六论、十二纪这样一个框架体系之中，故是书形式极为严整，内容则颇显杂乱，篇第之间往往缺乏有机联系。

《吕氏春秋》试图用此方法融汇百家之长，以确立一套最为根本的治道体系。

这个治道体系，简言之就是君制令、臣守职、士尽节义，其根本原则是贤人为政，顺生为本。

在《吕氏春秋》中，这个治道体系又是与一套更为根本的宇宙论体系一一对应并为其包裹覆盖的，比如，君对应天，法天道之圜；臣对应地，法地道之方。

《吕氏春秋》认为天道按四时轮替、五行相生次第依次运转，万物（包括人）都遵循此根本法则并按天赋本性在这个以四时五行为基干的终极系统中居于相应位置，发挥相应作用。

《吕氏春秋》的宇宙论体系兼采阴阳五行结构和道家之说，而力求在经验、常识的基础上把二者统一起来。

它对治道的讨论多采用战国后期道法家的理论、术语，而最后归结则是儒家式的君臣相友、任用贤才，同时也能与墨家的“尚贤”

、“尚同”

、“兼爱”

主张统一起来。

《吕氏春秋》以“春秋”

为名，号称“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

[152]，历史上的治乱兴亡、成败是非，本就是它的用心所在。

书中记述了大量的历史人物、历史故事，从黄帝、尧、舜、禹等古帝先王直到齐愍王、孟尝君等当世君臣，《史记》纪传部分所收录的秦始皇继位之前的重要历史人物，《吕氏春秋》大都有所涉及。

全书表现出鲜明的借事立言，以史资政风格。

而此书成于秦统一前夕，意欲顺应历史潮流，为即将出世的新天子创制立法，更因而表现出对历史变迁及其未来走向的深切关怀。

在《应同》篇中，《吕氏春秋》吸收了邹衍五德终始学说，并据此宣称“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

，水德之治的特点是“其色尚黑，其事则水”

。

此论无疑是后来秦始皇水德之治的先声。

不过，《应同》篇又称：“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

似意味着五德之治的实现，除了客观的“天数”

在发生作用外，还需人事方面的积极配合。

且水德不当位便可能自然转移到土德，又暗示五德的运转，是有着一定的时间周期的。

这种说法，应当视作《吕氏春秋》对邹衍五德终始说的改造，它在强调五德转运这个根本的天道不可改易的前提之下，突出了“时”